一九七五年深秋，纽约。
凤鸣投资公司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围着长桌坐了十几个年轻分析师，靠墙还站了一排，都是从各所大学和商学院刚毕业的年轻人，西装领带，笔记本摊开，钢笔帽拧开，眼睛盯着会议室门口。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入职第一天就听说过那位夫人的名字——FengZ5hi YU，公司创始人，在芝加哥钢铁十一美元的时候买入，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做空欧洲炼油厂，在布雷顿森林解体前锁了二十七年黄金。他们读过她的投资备忘录，研究过她的仓位记录，在交易室的公告栏上见过那张被复印了无数遍的《巴伦周刊》剪报——航运公司关联交易未披露，三个月后股价腰斩。但真正面对面听她讲话的机会，今天是第一次。
于凤至推门进来的时候，会议室里所有的椅子同时往后挪了几寸。年轻人齐刷刷站起来，有人不小心碰到了桌上的水杯，有人把钢笔掉在了地上。
七十五岁的于凤至站在门口，扫了一眼满屋子的年轻人。她穿着一件藏青色呢子大衣，里面是素色旗袍，头发全白了，挽成一个低髻，别着一根磨得发亮的银簪子。手里拎着那只旧藤箱，边角已经磨出了藤芯，但编藤的纹理还清清楚楚。她走进来，把藤箱放在桌上，在旧藤椅上坐下。藤椅是科恩十几年前送她的，坐垫已经磨出了她身体的形状。
“坐。”她说。十几个年轻人齐刷刷坐下。
于凤至把藤箱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只旧算盘、一本笔记本、一支铅笔，和最新一期的《巴伦周刊》。她把算盘放在右手边，笔记本摊开，铅笔夹在指间。算盘骨珠磨得发亮，最右边那颗泛着暗金色的光泽，微微凹进去一圈，框子上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灰色——那是坦克侧甲换下来的旧钢板，铆钉孔还在，孔洞边缘光滑，是几十年来被手指摸出来的。
“有人告诉我，今天是我给投资部的年轻同事上最后一堂课。”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跟几十年前在帅府账房里拨算盘时一样，“我不讲投资策略，策略会过时，数字不会。我今天只讲一件事——怎么看数字。”
她翻开笔记本，翻到第一页。上面是她用铅笔写的一行字，字迹清瘦有力：每一颗珠子都要拨到底，每一个数字都要对得上。下面是日期——民国五年腊月。那是她嫁进帅府后第一次查账时写下的。
“我十九岁嫁进奉天帅府。嫁进去第一件事，是查账。帅府账房里堆了三年的旧账本，数目对不上。我花了两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