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灯管还在嗡嗡作响。他靠在那把硬木椅子上坐了很久，然后拿起电话拨了纽约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
“娘。”
“嗯。”
“香港的事处理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闾珣听见算盘骨珠拨动的声音——母亲就在办公桌旁边，算盘放在老位置上，那颗珠子拨下去的时候磕在档位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然后她说：“好。”
就一个字。
闾珣挂了电话。他把手提箱的铜锁扣合上，走出会议室，下楼，穿过湾仔湿漉漉的街道，一直走到维多利亚港边。他找了一张面朝海的长椅坐下来。
海风从九龙方向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和远处轮渡的柴油味。对岸九龙的霓虹灯正在一盏一盏亮起来，红色、蓝色、金色，倒映在黑色的海水里，被浪涌扯成碎碎的光斑。
他忽然想明白了。母亲在帅府偏房里彻夜拨算盘是为了什么——不是不困，是数字比困更重。每一颗珠子拨下去，就是一个签字、一张单据、一个被服厂女工的工钱、一个前线伤兵的绷带。她把这些人一个一个记在数字里，然后用大半个世纪一个一个地拨回去。
今晚他在这里，面对维多利亚港的霓虹灯和黑海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手提箱里的账本和海风吹在脸上的凉意。他跟这些数字坐了三天三夜，每一个都拨过了，每一个都对上了。他摸到了她的指法——不是拨珠子的姿势，是拨完之后心定的感觉。
海风吹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他站起来，拢紧西装外套，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启德机场。飞机起飞时他靠在舷窗边，看着香港岛渐渐缩小成一片绿色的点，然后闭上眼睛。手提箱在头顶的行李舱里，账本上的每一个数字都对上了，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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