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钢镚还剩一个。
一分钱。什么都买不了。
他蹲在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扔上岸的鱼，嘴巴一张一合，却吸不到空气。“我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他绝望地想，眼前开始发黑，浑身无力。路边的自行车穿梭不息，大多是二手的旧自行车，是外来务工者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车把上挂着饭盒、水壶，有的还载着工友，匆匆忙忙地赶路。偶尔有一辆摩托车驶过，引擎声很大，溅起一身尘土，骑车的人大多是工厂的管理人员或者小老板，穿着体面，和路边蹲着重的外来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想去找那个湖南老乡，但昨天只是碰上的，不知道人家住哪里，不知道人家在哪个厂上班。他甚至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他想过给家里拍电报。拍电报要钱，他没有。九十年代初，电话还不普及，农村更是很少有家庭有电话，拍电报是最快捷的联系方式，按字数收费，一字千金，普通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拍电报。他想到母亲在村口老槐树下站的样子，想到父亲微微驼着背走远的背影，想到秀兰趴在饭桌上写作业时偷偷抬眼的样子。“娘，对不起，我没本事，不能给你寄钱，还让你担心了。”他在心里默念，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不敢想下去了，他出来的时候，母亲塞给他一百块钱，反复叮嘱他“照顾好自己，找不到工作就早点回来”，他当时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一定能找到工作，一定能寄钱回家”，可现在，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更别说寄钱回家。
就在那天下午，他碰上了阿强。
准确地说，不是碰上，是阿强找到了他。
陈建军蹲在路边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在他面前停下来。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穿着蓝色的工服，头发染成棕黄色，瘦了，黑了，但笑起来还是那副样子——左边一颗虎牙，右边一个酒窝。那时候的工厂工服，大多是蓝色或者灰色的，印着工厂的名字，质地粗糙，却很耐穿，是外来务工者最常见的穿着。很多年轻人进厂后，会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染头发、穿喇叭裤，阿强也不例外，这是他融入这片土地的一种方式。
“建军！”
陈建军抬起头，愣了好几秒钟，才认出这是阿强。阿强比以前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但眼睛还是亮的，笑起来还是那么大声。他身上的工服沾着一些塑料碎屑，那是玩具厂注塑工常见的痕迹，手上也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是操作机器时不小心划伤的。“阿强……是你？”陈建军的声音沙哑，带着不敢置信，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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