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外事活动，暂时不方便接听，问韩部长有什么需要转达的。韩世清说：“你告诉他，赋分制实施细则被泄露出去了。我需要他明确的态度——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能不能公开站台。现在不是打太极拳的时候。”
秘书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一定转达”。那几秒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更有信息量。韩世清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他想起几周前会议室里自己对委员们说的话——“议长并不希望采取过于强势的监管手段”。当时他说这句话的语气是陈述，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陈述里藏着一个他自己当时也不太想承认的判断：议长不是不支持，是不想在需要担责的事情上留下指纹。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长安街，车流如织。他今年五十八岁，血压偏高，体检报告已经连续两年建议他“减少高强度工作、保持情绪稳定、规律服用降压药”。他有规律服药，但情绪稳定这一点——最近几周显然做不到。他感到胸口有一股压力，不是疼痛，是闷。像有一只手在胸腔里慢慢攥紧，又不像手——像一种更钝的、更持续的压迫，从胸骨后面往外顶。这种感觉他最近越来越熟悉：每次接完议长办公室的电话，或者看到网上那些关于赋分制的帖子，或者想到那张被泄露的草案正在被无数人逐字拆解，那个闷闷的拳头就会准时出现。
他走回办公桌，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小药瓶。速效救心丸。他把药倒在手心——几粒微小的棕黑色药丸，有一种熟悉的中药苦涩气。他含在舌下，药味慢慢散开，微苦微凉。说明书上写着“含服，一次四到六粒”。他含了六粒。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等那闷闷的压迫感慢慢退下去。
他想起父亲。父亲五十九岁死于心肌梗死，那时候他参加工作有一段时间了，接到电话赶回老家，父亲已经走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手边有急救药，可能还有机会。此后他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从三十岁带到现在。这几年他吃的次数比以往多了。
药效上来之后，胸闷慢慢消退了。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他没有对自己说“不要生气”，因为他知道生气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在生气。他不能让记者知道他在生气，不能让议长办公室知道他在生气，不能让部里的同事知道他在生气。他只能把那股闷气连同舌下正在融化的药丸一起吞下去，然后拿起电话，用平稳的声音通知办公厅：明天上午开内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草案泄露。
晚上十一点，韩世清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已经睡了，客厅里留着一盏小灯，餐桌上盖着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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