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还在闪。他把抽屉推回去，拿起信封，往宿舍楼下的邮筒走去。
楼梯间里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在有节奏地回荡。走到二楼拐角时，他碰到沈砚秋从洗衣房上来，两个人交换了一个极简短的问候。沈砚秋手里端着洗衣盆，盆里堆着刚洗好的床单，洗衣液的柠檬味在楼梯间里飘散了好一会儿。丁一宁侧身让路，沈砚秋说了声谢谢，两人没有更多交谈，但彼此在擦肩时互相看了对方的手腕一眼——沈砚秋的手腕上没有任何指示灯，也没有电子表。丁一宁不知道对方这一眼是出于关心还是好奇，也许只是他在今天这种状态下，对任何目光都过分敏感。他继续往楼下走去，推开宿舍楼的大门，冷空气扑面而来。邮筒在食堂旁边的布告栏下，绿色的漆面被雪水打得发亮。他把信封投进去，听到它落在筒底发出一声极轻的闷响。他没有立刻离开，只是在邮筒旁边站了片刻，把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仰头看着少年班宿舍楼上那一排亮着灯的窗户。风很冷，他的鼻尖很快就被冻得有点发红，但他在那一刻忽然感到一阵久违的清明——不是因为摘掉表让他恢复了什么能力，而是因为他发现，不管摘不摘，他都能自己做出“把信投进邮筒”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他的。
何春生把电瓶车停在通州法院门口的时候，天还没全亮。冬日凌晨的寒气从地砖缝隙里往上渗，他的解放鞋鞋底磨得很薄，脚趾冻得有些发麻。他在门口跺了两下脚，把头盔摘下来夹在腋下，进了立案大厅旁边的信访接待室。接待室刚开门，暖气还没烧热，椅子上坐着一个穿法院制服的保安，正在用纸杯喝热水。何春生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从随身的帆布袋里掏出那沓排异评估报告——最新的那份还是三个月前的，上面写着“持续性亚临床排异反应，触觉异常症状无明显改善”。他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盯着孙医生的签名看了一会儿。
他不是来开庭的。下次庭审还在排期，律师说可能要等到年后了。他今天来，是因为昨天晚上女儿又醒了一次——还是凌晨四点多，还是盯着天花板，然后继续睡。早上他问她睡得好不好，她说挺好的。然后他注意到，她的手指在早餐桌上又在摩挲杯子边缘。动作很轻，和之前一模一样。他想了很久，决定在下次开庭之前把手里所有证据重新整理一遍——不是为了说服法官，是为了在法庭上把那句“极少数”拆开。
律师方览来了。她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刻钟，手里拎着一个印着某律师事务所标识的公文包，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但脸上的表情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