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被缔约国评议会议逐个质询的程序——那比主动校准消耗更多的政治信用。“
向副司长微微点了下头。她面前的文件夹里有一份她昨晚逐字读过的巴黎公约修订稿对照版，关键段落的旁边用铅笔注了相应的国内法规索引号。她没有打开那份文件夹。
“我可以为各位提供两个技术背景。“她的声音平稳而克制。“第一，公约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在法理上的刚性程度超出了我们外交部的早期预期。早期判断——在玛丽亚·冯教授最初草拟的版本中——第二十一条被定位为'建议性条款'，缔约国可以选择国内立法转化的范围和速度。但经过布鲁塞尔法律语言专家的几轮打磨后——特别是在孟女士的论文被正式引为证据之后——这一条款被升级为'带核查机制的刚性条款'。这意味着——缔约国不是可以选做，是必须做。第二——“
她打开文件夹，但没有翻页。她已经记住了她要说的内容。
“第二，公约的核查机制给了缔约国一个在我们的法律传统中几乎不常见到的制度性出口——'周期性再校准'。公约不要求缔约国的国内法在签署那一刻就完全符合每一条款——但它要求缔约国在每次公约审议周期中提交关于国内法已校准范围和待校准范围的公开报告。这个制度设计和议长那扇'反复校准的门'是同一个逻辑。门框是公约——但门的开合角度是各国自己调整的。“
孟正则听到“周期性再校准“时在笔记本上记了短促的几个字。方涵注意到了他记字的动作——他在每次听到一个新概念时都会先记，然后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用铅笔在自己记的字上反复修改措辞。这次他没有修改——他只写了“再校准——门的角度“。
秦铭把投影切换到方涵在夏至后整理的护栏第三批评估数据摘要。屏幕上的数据表的格式和平时完全不同——方涵花了整个周末把评估报告从教育部内部的行政数据分析语言翻译成了可以被外交部和卫健委同时理解的交叉学科语言。她把“相关性“换成“趋势方向“，把“统计显著性“换成“信号强度评级“，把“因果推断不可分离“换成“机制假说待验证“。翻译之后的表失去了分析精度，但获得了可读性。
“在夏至后第三批护栏跟踪数据中，我们观察到一个在统计显著性和因果推断上尚未可分离但方向高度一致的信号——退出飞升积分试点的人员中，被系统标注为'信息不完整'的个体，与在退出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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