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只,低头吃了起来。
江琰看着他吃,嘴角微微弯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吃完馄饨,江琰付了钱,带着赵允承往城外走。
即墨城外是一片滩涂,退潮后露出大片的泥滩,几个渔民正在挖蛤蜊。
江琰走过去,蹲下身跟他们聊了几句,问了问今年的渔获,问了问潮汛,又问了问家里的情况。
渔民们显然跟他很熟,说话也随意,一边挖蛤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赵允承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
在京城,他见过父皇听大臣们奏报,见过那些官员们战战兢兢地汇报政务。
但他从没见过哪个官员像江琰这样,蹲在泥滩上,跟一个满腿泥的渔民聊今年的收成。
这一刻,他忽然觉得,舅舅和京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是完全不同的。
江琰起身走回来,拍了拍手上的泥,看他一眼。
“想什么呢?”
赵允承回过神来,摇了摇头。
“没什么。”
江琰没有追问,抬脚往前走去。
“走吧,回去还有一堆公文要批。”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赵允承渐渐习惯了即墨的生活。
跟着江琰巡街、查访民情,在县衙里跟着他批公文、理账册,有时去田间地头看农事,有时去海边看渔汛。
晚上回到住处,江琰有时会抽出一本书给他。
“好好看,三日后讲给我听。”
赵允承从这些日常里,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不是经史子集里那些高远的道理,而是一个地方官面对实际政务时,最具体、最琐碎、最不起眼的那些事。
比如如何调配春耕的种子,比如如何平衡商税和民生,比如怎样处理两户人家的地界纠纷,比如如何壮大训练水师,加固海防。
甚至是官员之间的虚与委蛇,君臣之间的交涉,江琰都丝毫不会避讳他。
到底是自己的亲舅舅,换做旁人,哪会这般待他。
这也让赵允承切实领悟到此前父皇对他的教导,一份看似简单又普通的奏折,对地方百姓而言是多么重要。
有一回赵允承问:
“舅舅在即墨为官这几年,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江琰正伏在案上写一份文书,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
“多走,多看,多听,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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