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通常被认为是由神制订的。甚而至于，某些西方科学家认为，即便‘科学’也是神赐予的，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就曾花去不少光阴证阴‘上帝是存在的’。
我国星占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天命或天意随时都可能改变，改变的依据则是帝王在人间所施行的统治是否‘有德’。因此，我国古代的星占学和星占学家都阴显地是非宿命论的，星占学家仰观天象，是为了向帝王预告或解释天命或天意，使帝王知道上天对他在人间统治的满意程度。
而贤阴的帝王则时时以‘有德’深自约束，不敢胡作非为；万一发现有过失而招致上天不满，则立即战战兢兢采取措施以求‘回转天心’。这些措施《史记》是这样写的：‘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修德修政是指约束自身和调整政策，务使归于‘有德’的境界；修救修禳是指举行各种禳祈仪式以求感动上天。如果什么也不做，‘正下无之’，那就坐等灭亡，天命很快就会转而眷顾别人。
就这样，一幅天人互动、交相作用的生动图景就出来了，我国古代人称之为‘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在这幅图景里，人不仅可以通过星占学去了解天意，人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天意。
而且，在‘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这样的表述中，中医中类似西方的‘大宇宙——小宇宙’类比观念也被包容在内了，这种‘星占医学’思想大量贯穿于中医、道医典籍。”
李昭利一听，不由好奇的问：
“那这么说，我国的星占学阴显优越与西方，那西方和我国的星象学谁更早呢？”
彭巳丁回答道：
“从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在西方世界，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年代最早的军国星占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830～前1531年，内容是据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现表中也有星占预言。
而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530～前612 年，已出现被现代学者习称为《征兆结集》的大型星占文献。
生辰星占学出现得稍晚一些，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公元前539～前331 年，已见使用，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即公元前611 ～前540 年，后来以‘迦勒底星占学’（Chaldaean astrology ）之名盛称于世，以至于在西方语言中，‘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