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黑死病相比，大变异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的摧残是完全颠覆的、更加彻底的、也是来势更猛的。
在短短不到一个周的时间内，世界完全崩塌，亲友彻底消失，短暂而又强烈的冲击让每个活着的人都难以接受——那些过去所构建起的认知、生活，在顷刻间全部灰飞烟灭。
由此，结合黑死病的历史和大变异本身远超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灾难的严重程度来说，邪教的出现究其根本可以归为四个大类的原因。
一、在心理上，邪教的出现提供了心理上的慰藉，为丧失一切的人们提供了虚伪的“希望”和“意义”。
大变异爆发前的科学、体制正如同黑死病时期的信仰、教会，他们都无力解决甚至无法解释摆在眼前的灾难，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大变异爆发之初就已经吞噬了每一个人。
从生理机制上讲，人脑难以忍受这种由“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所带来的长期压力，甚至可以称之为“苦难”。
在这种情况下，大变异后世界各地所出现的邪教也正如他们近千年前的前辈那样，选择用一个最简单的答案让这种不确定确定下来。
无论是传统的“神罚说”；还是略带“科学”色彩的“外星人考验说”；“人类进化说”亦或是“大自然的进化说”，都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单一的答案。
除了答案以外，邪教组织往往还会提供更加“现实”的承诺——即这一切的灾难最终都会转化为一种福报。
无论是死后的天堂还是来世的美好，这种“有价值的坚守”都让那些迷茫的人们重新感受到了活着的意义，从而让“生存”不再是一种负担。
再加上大变异的爆发和突变本身又具有极其强烈的随机性，每个幸存者本身在现实中也确实是“被选中者”，这种宏大的叙事更能提升个体的价值感。
二、在社会上，邪教的出现重构了归属感与破裂的秩序，替代了已经不复存在的原有秩序。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生物，孤独在末日之下会从心理和现实两个方面转化为致命的毒药，当原有的社交网络完全崩塌，邪教便迅速填补上了这个创口。
在大变异中，有记载的大型邪教几乎都提供了相同的“家庭式”生活方式，利用相同的信仰、仪式，共同的生活构建了一个紧密而排他的“家庭”。
在“家庭”中，邪教成员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彼此间拥有明确而单一的共同目标和身份认同，迅速建立起了对个人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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