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烧的还是炖的？”
“你管红烧还是炖的，能进嘴的都是好的！”
“生吃我都愿意！”
李国强在铁皮桶上站着，等底下闹了半分钟，又压了压手。
“还有一件事！”
人群安静下来，但这回安静法不一样——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还有好事？”
“咱们车间的工人，大部分是从各厂抽调来的。原厂的年货奖励，你们享受不到。”
这话说到了痛处。几个人的笑容收了收。被抽调来赶工是光荣，但年底眼瞅着原单位的同事领米领面领带鱼，自己却两手空空回家过年，搁谁心里都不是滋味。
李国强往下说：“部里研究决定——每人发年货！五斤猪肉、粮票布票工业券各一份，外加一套日用品。”
他竖起一根手指：“一个都不少，一样都不缺。”
这回没人蹦了。
因为好几个人腿都软了。
五斤猪肉。这个数字，搁1958年的年关，能让半条街的主妇红眼。
普通厂子年底分肉，一人一斤半顶天了。五斤，那是处级干部的标准。
老赵头张着嘴，手下意识地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嘴唇哆嗦了一下。
旁边有人问他：“赵师傅，又哭？”
“滚你的！”老赵头吼了一声，但声音确实在抖，“老子这是……这是高兴的。”
没人笑话他。因为不止他一个人眼眶湿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工扭过头，用袖子擦了把脸。
她男人在原厂，孩子跟着婆婆，她一个人来这边赶了四个月的工。
最难的时候，半夜下班走在路上，差点想撂挑子不干了。
五斤猪肉。拎回家，婆婆也得说声好。
产线那头，陈卫东还坐在角落的地上。
他听见了全部。三头猪、五斤肉、年货票证，每一样他都提前知道——甚至，其中几项就是他跟林司长提的建议。
庆功要搞，但不能光发精神表扬，得让工人带着实打实的东西回家。
林司长二话没说就批了。部里也痛快。
外汇订单完成得漂亮，这笔庆功开支连那批货的利润零头都不到，花得值。
工人们三三两两开始往更衣室走。
下午的庆功会餐成了唯一的话题，连走路的速度都比平时快。有人已经在讨论猪肉怎么分——肘子归谁、五花归谁、猪头肉算不算在五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