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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顺这边，年利率百分之三十六是法律规定的上限。前朝大明律规定利息不能超过本金，大顺继承，但基层控制力渣的一逼，也根本无力控制。
如今就算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或者商人之间有抵押物的借贷，利率也在百分之二三十。
土地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地租，放贷将近百分之三十的利率，都使得大顺想要新兴工商业，极为困难。
内部市场基本饱和，两万万人口，有消费能力的就那么多，剩下的都是自给自足甚至自己不足没钱消费的；外部市场暂时也是饱和的，对外增长要靠欧洲放开重商主义政策，但大顺又没有炮舰开关的能力。
高地租下的土地可以买卖、贷款利率百分之三十都算低息，这样的环境，可想而知会有多少钱能够流入到工商业中。
如果低于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商人们宁可把钱放贷或者买地。
大顺的户部不是央行，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力，连青苗法都无法推广。而青苗法固然空想，可之所以会被一部分人视为“善政”，因为规定最高利息是百分之三十，也就可想而知正常利率是多少。
户政府量入而出的收支情况缺乏对民间的救助，都使得民间借贷承担了民间“救助”的功能。就算规定了最高利率也就是个形式，不可能禁绝，也没有禁绝的经济基础。
英国可以发国债，人民能够认购，不只是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存在，更是因为民间普遍的利率。
大顺如果学英格兰，发行国债，支付百分之六的利息。那在商人看来，就和抢钱没有任何区别。我有钱可以放九出十三归的高利贷、可以买永久保值的土地，为什么要赚朝廷那可怜巴巴的百分之六的利息呢？
如果给出百分之三十的年息，国债倒是肯定能募到，问题是能还得起百分之三十的年息还不破产，还用得着借国债吗？
一想到这些烦躁得问题，都让刘钰觉得似乎只有把一切推到重来才有可能解决。
可想想此时的现实，也只能想方设法当个修补匠，从绝路中找到一条活路。
此时听到田平问多大的利，刘钰也不说多也不说少，只是神秘兮兮地笑道：“这个我也说不准，晚上吃饭的时候，问问他们的想法。我在威海，和这里大不一样，能不能赚钱，还得看看他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