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削弱外样大名的重要政策，幕府心里也清楚这么做是饮鸩止渴，所以还得想别的办法。
封建领主财政出了困难，商人就会发笑，不管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
而为了度过财政危机，幕府又不得不同意开发新田，鼓励商人参与投资开垦。
开发新田，需要资本。
有资本的商人垦田，如果无利可图不会去干，所以幕府允许租赁制，对土地买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瓦解自己的统治基础份地制。
刘钰对纯粹的封建制怎么造反，不是很熟悉——这是大顺的一些人为了防止土地兼并所一直幻想的变种井田制，土地不能买卖，贡赋征收，供养士阶层。
但感谢幕府的改革，他在日本的农村终于找到了大顺农村的感觉，尤其是兼并土地的套路，熟悉无比。
商人放高利贷，农民穷的整天啃萝卜，借钱只能以地抵押。理论上不准土地买卖，可现实很难监管。
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还不起高利贷，很多人以很低的价格将土地质押给商人。
幕府政体之下，理论上不允许有乡绅地主，可这些放贷的商人只是披着商人皮的地主。
原本是领主、农民的二元关系，中间商也就是那些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多收一点，过手的时候多拿一点。
现在则成为了领主、商人地主、农民的三元关系。
理论上的公四民六之外，幕府既然承认了商人可以租佃土地，那么也就在法令上做出了规定，商人地主可以收取百分之十五的地租，这是合法的。
可就像是大顺规定了高利贷的最高利息一样，法令是法令，现实是现实，新兴的商人地主可不会只收百分之十五的地租。
稍微使使劲儿，公四民六的贡赋再加上商人地主的地租，尤其是土佐这种享保大灾荒最严重的地区，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了，佃户的整体地租已经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已然和大顺最严重的一些地方差不多了。
五成地租的永佃制在大顺都可以成为“仁政”，刘钰在这边喊出了“三十税一、均分土地”的口号，诱惑力可想而知。
农民恨商人，也恨领主。
可对领主的恨意藏得很深，因为贡赋制度早已习以为常，农夫已经被制度化，认为贡赋理所当然，就盼着领主老爷开恩，少收一点。
可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新涌现出的高利贷商人、或者叫新兴地主，这才是农民切身的、最直观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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