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这位大顺的外交大臣是喜欢贿赂的。可自己的无知，导致了这是一场失败的贿赂。
幸好，有那个年轻的伯爵搅局，否则自己以为自己送了很贵重的礼物，误判了形势，那可对谈判大为不利。
现在不免有些尴尬。
如果自己可以动用金银，这时候还可以圆场，说这些礼物只是随船携带的，真正的礼物日后会悄悄送达。
可现在连圆场都没法圆，因为他没法说后续还有礼物，自己又不敢保证十七人委员会是否能在两年后回信允许他送礼。说送礼而不送，那是要出大事的。
在一阵尴尬的气氛中，还是齐国公主动打破了尴尬，也没再提送礼的事，而是说起来了外交事务。
“刘钰还是太年轻，根本不懂什么叫国之利益。这也是为什么陛下很喜欢他，他也跟随耶稣会中华区副会长戴进贤学习西洋诸国事，可却不能让他执掌外交部的原因。年轻人，总是太气盛，根本不知道国之利益到底在哪。”
这些话，让菲利普斯产生了些许共鸣，在他看来，当年本国的狂热者，也是一样的。而他们的狂热，把荷兰的血流干了。
再一想齐国公说刚才的那位伯爵曾经跟随耶稣会中华区的副会长学习过，菲利普斯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什么。
加之刚才那位年轻的伯爵一直在说法国完全可以承接出口贸易，而且似乎此人对法国好感很高……难道，难道这是一位隐藏的天主教徒？
大顺禁教，所以这位年轻的伯爵假意改信、日后悔过？这位伯爵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十字军战士？
荷兰人至今仍旧认为，明朝的时候之所以没能和中国开展官方贸易，其最大的原因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在明帝国内诋毁新教的荷兰，加上明朝很多的天主教徒官员对新教国家有种天然的反感。
他们把葡萄牙人在日本说“荷兰人都是一群海盗”这样的话，称之为诋毁。
这么一想，种种的一切都在菲利普斯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环。
心想怪不得这位气盛的年轻伯爵，对东正教的俄国、禁教的日本、新教的荷兰都怀有敌意，原来这里面有隐藏的宗教因素。
甚至或许那位皇子，可能也是一位隐藏的天主教徒，或许到了帝国的京城后，可以打听一下这位皇子在禁教之前的公开信仰。
自认摸清楚了其中的关键后，菲利普斯很快将刚才的担忧扔掉，听起来眼前的这位大顺的外交大臣公爵大人，并不狂热于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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