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都能收钱收麻了的特殊性，这些商人的水平到底如何，刘钰心里也真没底。
大顺至今为止，算上这次，已经算是有了两次“朝廷干涉引导下的资本转移”。
一次是鲸海、虾夷开发。
通过强迫日本开关，盘活了东北亚贸易，靠虾夷在日本畅销的海产品、以及日本的稻米商品化期货化，完成了快速的对虾夷的移民。
通过玻璃制造业带动的灯油进步，通过海军订单的油脂肥皂，以及后续的对西洋出口的甘油硬脂酸产品，推动了鲸海的大型海洋哺乳动物捕捉业，也盘活了海参崴等地的粮食商品化。
那一次的从江南到东北的资本转移，前前后后大约投入了七八百万两。
江南和京畿的投资者们，早已经收回了成本。
而这七八百万两的投资，也促使了后续移民的增多，使得移民成本急速下降。
可以说，这样的人口移民规模，如果是朝廷推动的官方移民，没有五千万两下不来。
没有商业盘活，就会和刘钰去永宁寺时候看到的那些村落一样：狗彘食人食，却穷的没钱用。
这一点，刘钰和皇帝是算过账的。这些年鲸海虾夷地区的移民成果，才是皇帝能够同意由朝廷军队开路、商人跟进的方式开发南洋的重要原因。
因为与鲸海地区移民几乎同时进行的，是西域移民。
而西域移民只能由官方主导，无利可图。
在朝廷花费、移民人口数的强烈对比之下，过于震撼。因为成功、且同时存在对比、且对比实在过于强烈，所以皇帝才敢尝试着往前迈一步。
航海术的进步，使得资本转移和流动成为可能。
实际上，也杜绝了明朝的一种怪病：江南商人和士绅集团贴在一起，搞江南本位主义。
航海术的进步，也使得废漕改海成为可能。使得皇帝可以放心大胆地任由江南的新兴资本集团折腾，不用担心大运河断绝之后的南北分裂问题。
这一次搞的资本投资转移，规模比上一次要大的多。单单是朝廷漕米的一年买办费用，就赶上了鲸海虾夷开发的投资量。
而这种巨额的资本投入，又因为种植园模式的缘故，使得尝试发行纸币已经成为可能。
当然不可能是面向全国的，而是以南洋为根基、松江府为据点、天津等地先设置兑汇除的方式，逐渐铺开。
大量的雇工进入种植园，他们一无所有。
而投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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