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亨试着按照父亲说的角度，去联想了一下这些年江南地区的诸多改革政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确实，这几年江南几府尝试的改革，一些看上去和他们这些做买卖的没啥关系。
今天变个亩税、明天搞个青苗贷、后天往南洋送人、大后天改革漕米为税银、大大后天取消大米进口的船费……
许多变化，看起来和工商业无关，甚至和这些搞海外贸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可当这一切多了之后，后果慢慢显现出来了。
先是亩税改革，紧接着就是青苗贷。两者结合，使得松江府地方原来出现的“主不如佃”的情况，立刻发生了扭转。
原本大量的小自耕农卖掉自己的土地，去靠租士绅的地种。一大原因，就是大顺把人头税、其余杂费，摊到了土地里面，而士绅是可以免去杂役和大量摊派的，实际上国税的负担确实是按地收钱，但地方税的负担基本全压在小农身上。
亩税改革之后，地价上升，自耕农不再卖自己的土地，而是视若珍宝。
紧随其后出台的青苗贷，当然松江府的青苗贷和两淮地区还不一样，松江府的青苗贷是需要土地抵押的，只贷给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
纯佃农要么去南洋、要么去工场做工，不会给维系佃农这条活路的。
松江青苗贷的出台，使得松江府的自耕农更加稳固。
其实，也并没有使得佃农更加悲惨。
虽然，国税增加实质上是对士绅加税。
而对士绅加税自然转嫁到了佃农身上。
但是，这和此时英国济贫法住房补贴下的房租问题是一样的，如果不对士绅加税，士绅就会心慈手软降低地租吗？地租和加税无关，只和佃农的承受极限有关；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无关，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极限有关。
这两手政策一打，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边地区，使得借贷利息急剧下降，土地收益率急剧降低。
这是“合法”的政策变动。
而“不合法”的手段，自然就是利用大顺开国之初紫禁城里那块“敬天爱民”的牌匾为大义，用各种手段杀鸡儆猴，打压在工商部名单上的豪商在国内别处买地投资。
这几套政策下来，这些一开始没感觉有巨大影响的海商，忽然发现他们的资本，被刘钰锁住了。
就像是挖了个水池，用各种手段堵住了别的缺口，只留下了三个缺口：定死了额度的海贸、南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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