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发新股。”
“要么，就只能从股息中增加积累，否则资本终究不足。”
“二选一，你们选一个吧。”
商人们这一次当真是连思考都没思考，纷纷嚷道：“自然是选第二个。”
“就是，我们选第二个，不要增发新股。若是缺钱，股息里多投入一些便是了。再说了，别处的人哪有这么多钱呢？”
甚至还有人喊道：“国公不妨到朝廷里说说，朝廷每给丹麦公司加一年关税，这一年借荷兰人的淮河水利债的利息，便我们出！若是朝廷能封闭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收回澳门、封闭各国商馆，或给他们加重税，这朝廷的关税损失，我们出两倍！”
“一年满打满算7%的利，一年也就还40万两的利息。单单是关闭丹麦商馆，不说别的，但说这锌块黄铜贸易的利，一年就不止这些。还有茶叶瓷器呢？你们说是不是？”
这样“离谱”的、仿佛是和朝廷政策做权钱交易的想法，也是让周边叫好声一片。
刘钰赶忙说了几句场面话，说朝廷给丹麦商馆加税，实是因为丹麦有不敬之言语，莫要乱说。之前查封英国商馆，也着实是因为英国商馆走私鸦片，天朝是讲道理的，公事公办，非是你们想的这样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场面话说了一堆，懂得都懂，心想这事儿谁不明白是咋回事呢？
但场面话之后，确确实实这么干了，朝廷也算是第一次为对外的贸易竞争出力了，这让这些海商和金融资本的联合体，还是可以感受到朝廷对他们的重视的。
按说这个时候，刘钰该趁热打铁，谈谈什么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之类。
最起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道理，用在大顺的贸易重心改变上也是个说得过去的道理。
岭南传统商路改变，导致的大约15失业、近百万劳动力家庭人口受影响，按说也该是松江府这些获利的人出这笔钱。
毕竟大顺现在的税收模式就是这么无能，国税收不了几个钱，地方政府要自己搞钱，广东那边肯定对这件事相当不满。
历史上买办横行的时代也是如此，原本是广东独家垄断买办产业，结果后来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上海开埠、福州运茶，使得广东的买办经济体系直接崩溃。
大概这也是后来所谓的广东人革命、苏浙人出钱这个历史现象的原因之一。
现在大顺这边的国税改革，还只是在苏南几府推进，广东现在因为贸易中心改变导致的失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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