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人向善很难，引诱别人作恶就简单的多。
制度的存在，就源于不相信人性本善，从而依靠制度的完善来弥补各种作恶的空子。
想引诱人作恶，也非常简单，在制度上反向动手脚，弄得四处漏风即可。
就像是一个粮仓，想防硕鼠，就该造仓建墙夯土养猫。而想要招硕鼠，都用不着在地里抓然后扔进去，只需要把墙拆个窟窿，很快就会满了。
刘钰对地主阶级的厌恶，只是出于大顺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身份的阶级恨，不牵扯道德问题。
但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使得苏北比别处更早地完成了“乡村劣绅化”。
海潮、溃堤、黄河、洪泽湖、盐碱化。
从宋黄河南下、到明迁都北京复大运河漕运堵淮河束水冲砂保北不保南，这些天灾和人祸加在一起祸害，能留下的必然都是劣绅。
因为……好人根本做不到靠原始积累完成成为乡绅的跨越。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苏北地区的“吃大户”民风。活不下去吃大户，劣绅高墙大院带火枪，不好吃。被吃的，主要还是小地主，大地主不但不被吃，有时候还身兼道门头目带头组织。
之前不是有现成的例子嘛，胆大包天竟敢上生员家借粮，结果全都被活埋了不说，还扣了个蓄谋不轨、野心起事的帽子。
真是昏了头，生员老爷家的粮，也借得吗？
而吃大户之风，又源于这里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彻底崩坏，苏北鲁南的除夜权问题，在蒙元时候就已经有大儒指出已经严重到“男女佃农臭不要脸憋不住欲望，不给主家交除夜税不准结婚，竟然野合淫奔，大伤风化”的地步了。
天灾频发，小农破产、小农经济崩溃的速度，可比别处快了几倍不止。或许别处200年跑完的兼并循环，此时被黄、淮、海潮折磨的苏北，可能只要30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解决这边的问题，靠道德和儒庙没有任何卵用，只有彻底解决这里的经济基础问题才行。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非是橘子不想在淮北长，只是橘子在淮北只能死，而只有枳才能在淮北活下去。
这种现实基础，恰恰又让刘钰的引蛇出洞的毒计可以非常顺利的实行。
所需要的，只是一张“无需人名画押审查、几乎等同于无编号纸币、处处都是漏洞”的朝廷河工粮食兑换劵。
他到苏北的第一站，先来了阜宁。
带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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