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谈义理，要事儿上见的思潮，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
刘钰鼓吹的西方富裕论，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了，摆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过去、开了关，就能卖更多的茶叶丝绸棉布，他们的白银大大的有。
但在大顺这边不要空谈义理的思潮之下，这种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学的危机。既然不能广扯淡，要事儿上见，那怎么才能解释，西方富裕是因为真的践行了儒学思想而导致的？
以前是真不用解释，周边夷狄，有一个算一个，穷的一批。
甭管是蒙古、东南亚等方向，真的是穷的一批，所以无需解释，理所当然的可以认定，中原富庶是因为用了儒学。
现在不解释不行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衰败的、悲观下的防守。
是已经默认了，儒学不是天下性的、普遍性的，把天下和国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种防守。
也就是，诸夏自有国情在此，儒学在此很适用，别处未必适用。但他们的技术，是可以拿来用的，只要用了技术，我们也一样变强了。
而现在，大顺是一种进攻姿态的、盛世下的出击。
是绝对不能默认，儒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域性的。
必须要拿出来一整套体系，得出一个结论：即西洋的富庶，不是因为不用儒学，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内核上用了儒学的缘故。你们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
这也就不难预见，后世可能会有诸如英国的议会制度，其实就是三代之治的一种体系；选区制度，就是复古学校论政的变种；仁与社主义；孟子与民主等等言论。这本身就是彻底输了的体现，分明是阿Q找赵太爷说自己也姓赵嘛。
但现在，对儒生来说，还没到彻底服气，争都不敢争、而是拼命那那些后世的所谓普世的一些东西上靠的地步呢。
因为，儒生觉得，自己这一套东西，才是普世的。
往大了说。
齐国公出访欧洲，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和会，解决荷兰和中国的南洋争端，搞武装中立同盟，提出反海盗和反私掠船公约等等。
这是好事啊？
还是坏事？
放着好好的天子不当，掺和到那边去当诸侯了？
就算是五霸盟会，连个执牛耳的霸主都没当上，丢不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