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商贾找到了新的商机，有印度商人在南洋，给本朝商贾提供了新的商机。土耳其人喜欢纯白色的棉布做夏装，但英国人于那边搞鬼。南洋这边派出的商船，前往穆哈和吉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那里对英国人只征收3%的关税，而对我们则征收12%。在吉达港，麦加的节度使，更是征收了18%的高税。使得本朝商贾的货物难以售卖。怀疑英人向麦加节度使行贿，但英人在那盘踞已久，本朝商贾欲也行贿却不得门路……”
“是以，恳请朝廷派出前往土耳其的使团，商谈关税诸事。”
“本朝商贾与英东印度公司矛盾日多，朝廷应早做打算，一方面着手协商谈判，一方面亦当着手准备战争……”
类似于天津府尹和南洋问题的奏折，还有不少，基本上都是开眼看世界派对大顺海外贸易额持续增加的危机意识。
这种危机感倒不是救亡图存的那种危机，而是纯粹觉得，要么大顺当初就别扩大海外贸易；要么大顺就得一路走到底，早做战争打算。
现在的情况，一旦欧洲那边断绝和大顺的贸易，大顺的外贸向的产业至少得死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