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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打对面秀才的，只能是秀才，不能越身份等级闹事。
正所谓，京城有京城的规矩，江南有江南的规矩。
有些事，在江南，就得用江南的办法。
前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在《皇明大事记》中，已经将江南打行，与甘州兵变、大同兵变、辽东兵变等，视为同等的大事。
应该说，能当首辅的，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虽然他无法理解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大明基层失控、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但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崭新的”、可以和甘州兵变辽东兵变等并列的大事。
在封建王朝，当朝首辅将其视为与兵变同等重要的大事，也足见其严重程度。
应该说，朱国祯的预见是正确的。
从嘉靖末年到明亡，江南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官民争斗、抗税、党争等等，这些打行的人全程参与。
无组织的民众，是成不得事的。
即便打行只是封建帮派的兴致、专业打手、流氓无产者的性质，组织松散，但终究是有组织的。
否则，是无法解释诸多奇怪的记载的，怎么百姓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哪怕到了甲申年，崇祯上吊，江南哭临，这些打行“流氓冲锋队”，也露了脸。
阉党想要列班祭拜，复社反对，写檄文羞辱。
阉党就雇佣了一批当地流氓，上街去打复社的人。
复社也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于是复社的徐武静、张子退，立刻从东阳、义乌等地，雇佣了大量的打手。
崇祯吊死江南哭临期间，阉党的冲锋队和复社的流氓冲锋队，就在街上开干。
最终还是复社那边的人更多，打的阉党的人抱头鼠窜，完全控制了市井局面，让阉党在市井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复社迅速控制了市井间的舆论风向。
顾炎武在其《生员论》里，就指出过这个问题。
朝廷年年科举。
科举那么多的秀才举人生员。
然后并没有那么多的官缺。
大家读书是为了当官，你又没有那么多的官缺，然后还要体现重视儒家而给生员诸多优待，这些生员能干啥？
显然啊，迅速流氓化啊。
利用朝廷给予的特权，当黑社会的头目。
底层流氓不敢打的人，我来打；底层流氓不敢骂的人，我来骂；底层流氓不敢干的事，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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