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的观点。
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源自于王夫之等明末大儒对于明朝盐政问题的反思。
在要不要全面取消盐禁的问题上，王夫之认为“弛盐禁以任民之采，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广国储以宽农，其为稗政也无疑”
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地放开盐禁，这里面其实也包括矿禁，也就是不能全面地取消矿禁。
整体思想，还是以盐利、矿利等，保持自耕农的稳定，维系一个帝国的运转。以农为本，尽可能维系小农经济。
但同时，在销售端，又应该放开销售，由商人进行运输和销售。
也就是说，要严格控制生产端，但在销售端完全市场化。
朝廷要加大盐禁，禁止别人开采私盐。但在销售问题上，则全面取消盐引制度，让商人愿意去哪卖就去哪卖。
所谓【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
就是说，如果完全市场化，这个地方贵了，商人肯定争先恐后来卖，生怕慢了；而那个地方的人想要囤货居奇，刚要涨价，别的地方的货又到了，这囤货居奇的生怕自己卖不出去，赶紧降价，所以价格上涨的问题也解决了。
林敏等盐政改革派，算是师从王夫之的这个观点的，所以他们改革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没考虑生产端，只是考虑销售端。
要搞全面的票法，代替盐引制，认为只要这么改，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第五种观点，就是刘钰这一派的观点。
刘钰这一派的观点，用当初刘钰和林敏讨论的那番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生产力还没到从东海到西域，能够月初发车、月末即到的状态，那么搞纯粹的市场调控，那就是脑子抽了。
搞纯粹的票法，真的是过于相信商人的良心，也过于小看商人的投机本能了，更是低估了明中期开始的白银流入、资本积累过快垄断过快的速度了。
【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适用于一个长宽千余里的国家，至少此时并不适用于一个广阔上万里的国家。
所以，刘钰说，引法、票法，都是修修补补。唯一不算修修补补的、有意义的改革，就是搞大盐场，提振盐的生产。
这算是真正进步意义上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
而在销售端，既要相信资本的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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