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自相矛盾的。
一边说汉昭帝时候，文学贤良竞欲割盐利以归民为宽大之政，这纯粹是打着“归民”的幌子，实际上是归利于大商人、大豪商。毕竟产盐的地方，离吃盐的地方很远。如果国家专营，虽然苛刻，但最起码还有个度。可要是商贾来，必然要喝百姓的血而根本没有度。
所以，一定不能让盐利“移于下”，要官山海以利天下而利。
另一边，转头又说，官山海实在是恶政，使得百姓根本吃不起盐。如果交由市场，由商人负责，那么一切就好起来了。
所谓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
官府最好啥也不管，这样的话，盐价才会平稳。要是高了，肯定有商人跑去平抑价格；全面取缔盐业专营，那么也就没有私盐了。
这就有点像是后世，一边盛赞大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必将自我过度到君主立宪制，一边又认为大明应该加强皇权继续加大江南税收、打击东林党，有点类似。
出于对明末思想家的尊重，大顺这边的儒生对此，做了很多解读。
最后，终于得出了一个还算圆的过去的解读，就是说，这里说的管，指的是管生产端。
生产端要管。
销售端要放。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是不矛盾的。
由这个角度的解读，也就引出来了这一次盐政改革的诸多争端。
因为，刘钰一直着手的，是生产端的改革，而销售端他认为只是借着改销售端的名义，实则搞生产端改革而已。
也因此，林敏等盐政改革派，从一开始就没怎么考虑生产端的改革，考虑的只是废除盐引世袭制，改成盐区内自由流通制。
也也因此，扬州盐商豢养的儒生，搞卷堂文，搞社团建言，发力点不能在盐引制不能改，而发力点只能在维护盐户小民利益的角度。
当然，皇帝，包括朝中一些真正为社稷、皇权着想的忠君爱国之辈，包括林敏等人，妥协性地支持了刘钰的盐改垦政策，也是因为刘钰的大型晒盐场计划，达成了明末反思之下对盐政的最终构想：
即，【官于出盐之乡，收积而鬻于商。官总而计之，足以裕国用而止尔。官有煮盐之饶、民获流通之利。一入商人之舟车，其之东之西、其或贵或贱，可勿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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