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算作夷狄了。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还是浅的区别。
顾炎武说：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难道，蒙元不是夷狄吗？所以，低税率，就是夷狄的陋习。
因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层，不知道要抚恤民众，不知道要修缮黄河，不知道要赈济百姓，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值此大争之世，西洋人若英圭黎人，已经跳出了夷狄的范畴，税率基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4%，甚至于在土地税上，更是收入一磅而税四先令，行五一税；法兰西国只能把税收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所以法兰西国人口数倍土地数倍却不能占据全面的上风。
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就要加税。
朝廷有钱，才能够修缮水利、赈济灾荒、保养军队、平衡财富、开办学校、保护小民。
只有把税收上来，才能摆脱蒙元以来，所残留的夷狄恶习。
难道孟子的话，是没有道理的吗？
按照十亿亩土地来算，按照每亩土地的收获在200斤算，朝廷如果想要摆脱夷狄的恶习，土地上的财政收入要达到200亿斤，也就是大约1亿两白银，才能算作真正摆脱了夷狄的恶习。
现在只能收入这么点钱，既不能管控基层，又不能抚育百姓，更不能广建学校发展教育，还不能给予鳏寡孤独一些财政补贴，这不是夷狄风气的残余又是什么呢？
刘钰也没从什么朝廷收不上税、基层只能搞摊派、士绅避税之类的角度去论证。
而是直接抬出来了孟子的话，就说三十税一就是夷狄习气，低税率放弃基层管控让基层半自治的做法，就是蒙元残余。
他这种“对我有利我就引用之，而不论其体系”的做法，也使得这场“如皋之会”十分难搞。
要不要收税、收多少税、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怎么搞地区平衡，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结果弄成什么了？
弄成了读经。
经说，要十一税，不能二十税一，于是十一税是好的。
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税、治国、基层管控、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偏偏，这里面又确实绕不开孟子。
政府行善政，就是仁政。
而在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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