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没有刘钰二十余年的物质基础的变革，实际上脉络是很清晰、也很容易推断的。
从明末心学激进派，反动回宋儒，再从宋儒，反动回汉经学。
等着反动回汉经学后，无非两种可能。
第一种，窠臼之中，仍旧无法指导和西方交流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社会发展。工商业发展导致旧道德沦丧。
然后程朱理学最终反扑，走明末的路，在王朝末年，程朱理学再度成为正统，试图走东林党道德救世的路。
第二种，考据学和经学研究，总结了方法，但成果越来越少。因为儒家经典追到汉经学，其实并不多，出成果就很难了。
仍旧还是社会发展，无法指导现实；加之西方科技的传播。
必然导致这些考据学家，或者是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为了走“以诸子补儒”的路，都会开始转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诸子百家。
《管子》、《墨子》、《庄子》、《晏子》之类的书籍考证、传播、将那些佶屈聱牙的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译成易于传播的时代文风等等。
虽然说，杨朱墨翟的学问素来是儒家厌恶的异端，但在明末对宋儒的大反思之后，基本上，杨、墨二学的“异端度”，降在了佛、释的后面，明末开始就普遍认为“佛释之害，甚于杨墨”了。
总之，要么，末期程朱道德学问复兴，结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来一波反思。
要么，考据学推动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诸子学以补儒，文艺复兴，托古改制。
而此时的大顺，实际上第一条路基本被斩断了。
因为刘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经济基础。
通过对大约二三十万漕工盐工河工的血腥镇压、扬州府淮安府以及运河区大约一百五十万人的被迫迁徙，以及对外扩张、东北的种植业商品粮化等等一系列举动，使得出现了理学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考据学有个问题，有人做过比喻，说是“考据学在前期，就像是蚕吃桑叶，但他妈的光吃桑叶，不吐丝”。
这就是戴震做的那个“轿夫”和“大人”的比喻。
桑叶咔咔地吃了一堆，吸取了一大堆上古营养，但丝一点吐不出来；或者说，大人重要还是轿夫重要？明显是大人重要，结果新学问全都奔着天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学、水利学这些“轿夫”使劲儿，而塑造社会道德的义理始终立不起来。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理学家颇为忌惮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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