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技。这夷之长技，多由国公带人编纂，多化用先秦两汉之经济手段，予以阐释。最多也就追到了永乐帝遣三宝太监下西洋，垄断香料之利，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比较。”
“刚才闻国公之言，说要倾销棉纱棉花……是不是，国公所言的‘务本’，其实担心出现类似夷人圈地运动之事？”
“若棉贵，则驱佃户，而收土地种棉，得利颇丰。致使百万佃户为流民，而乱中原？”
“国公之‘务本’，可有这个意思？”
这些东西，朝中读过的人多了去了。
只不过，负责编写这些东西的人，是刘钰。
他有自己的立场，也有自己的三观，所以不会朝着什么“民族性”、“平凡而伟大的气质”、“宗教的优越”、“文化的优越”这些扯犊子的方向上去搞。
而是很标准地用他所定型的三观，联系先秦两汉的诸多学说，把事情从物质的角度去解释。
太子问出来圈地运动的事，刘钰也只是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
“殿下多虑了，此事断不可能发生。我说的务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太子加重语气道：“断不可能？”
“断不可能！我说的务本，于此毫无关系。”
“既说师夷长技，那么圈地运动无非三件事。”
“其一，确定地权，公地、私地之分；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划归私人占据。这些事，自秦汉时候，再到宋，已然完成。本朝不存在村社的集体土地。我在松苏搞盐政改革的时候，倒是遇到过宗族的草荡，至少他们非说是他们的，但顶天也就这样了，基本上不存在那么多的公地。”
“其二，养羊，卖毛，而供纺织之用。本朝得南洋，下锡兰、闯关东。棉花、亚麻等，皆不缺，何需本土圈地为工商业提供原材料？或者种粮食，卖给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可问题是南洋米辽东麦，已经叫人哭着喊着谷贱伤农了。”
“其三，为兴工商，必要廉价劳动力。本朝不圈地，一年流民何止百万，难道缺从事工商之劳力吗？我在松苏变革，单单一个商路改变，至少二十万岭南脚夫失业，只五岭西江一地，流民般的廉价劳力不下二三十万，缺吗？”
“既然这三项，并无长处可学。那么，反过来说，南洋印度之棉，极其廉价，中原种棉无利可图，那么圈地种棉的意义何在？”
“若为种粮食卖钱，工商业最兴盛之地，方需大量粮食，然而南洋米、辽东麦，乃至朝鲜米，都比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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