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从刘钰对付日本、朝鲜那的手段，得出的经验：官僚或者封建贵族，更倾向于征收关税，获得收入。关税收的越多，他们的政绩、缴纳的税收也就越多。
换句话说，这是买办思路。
另一个，则是皇帝从英国法国那里，得出的经验：发展本地工商业，需要对外来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英国和法国的棉布禁止令，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太子想要兴振汉口的工商业，那么也不是不能征收额外“关税”，以确保本地的工商业发展。免得还没起步呢，先就被松江棉布，一波冲个稀烂。
换句话说，这是要发展本地工业的思路。但换一种全国视角的思路，这又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和省份乡土主义，只怕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这东西，和盐还不一样。
盐政改革的思路，就是直接在生产端征税，然后建立全国的统一市场，去掉其余的苛捐杂税，一次性征税，全国通行。
但那是盐。
于是看似皇帝问了两个听起来不痛不痒、有些扯淡，似乎相对于千头万绪的“政通人和”而言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
但其实，第一个关于是否要再征关税、以及松苏的棉纺织品是否可以进入汉口的问题，就是个非常难回答、或者说在考验太子路线认知的问题。
刘钰虽然也没和太子讲这么细节的东西，但是毕竟一些思路还是给了太子一些启发，遂道：“儿臣以为，此事应细看。”
“昔日太史公言：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