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是个简单的逻辑。
如果，英国的商品，便宜到足够碾压欧洲各国，那么英国为什么需要《航海条例》呢？
这个例子，在大顺也有类似的事。
即，海州的晒盐场。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不是刘钰在两淮实行的、行政上的盐政改革。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是刘钰在海州兴建的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扬卤设备——淮南的小盐户们，你们随便煮私盐，但凡你们用柴禾和芦苇草煮的私盐比海州大型晒盐场的盐还便宜，那就算刘钰的改革反动、遏制了生产力进步。
当海州因为生产力进步而生产的盐，在加了盐税还比淮南的煮私盐便宜时，自然也就没有了私盐的市场。
反过来，既是说，假如英国的生产力，强悍到足以形成对其余国家生产力碾压的地步，那么英国便无需坚持《航海条例》，相反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会试图废除《航海条例》，拥抱自由贸易。
而历史上，《航海条例》是哪一年废除的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一年，也就是1859年，正式废除了《航海条例》。
换句话说，19世纪50年代，英国凭借工业革命，正式完成了对其余国家的生产效率碾压。
同样的道理。
北美十三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开始感到不满的？
1750年。从这一年开始，北美对英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
重商主义，和《航海条例》，不再是保护北美十三州工业萌芽阶段的利器，而是成为英格兰资本家试图霸占产业链高端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由此可见，北美十三州的人并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
而这一年，从唯物主义的史观去看，也就是老马说的“英国基本消灭了自耕农经济”的一年。
故而，实际上，很多问题，拨开迷雾，很简单。
既没有什么平凡伟大的民族性，也没有任何的神圣性，俗不可耐。
大顺这边的战略，恰恰是拨开了这些迷雾之后而制定的。
很多东西，不过也就是“逆练”的成果而已。
比如这一次在直布罗陀停靠的几艘商船，原本是跑日本贸易的。
因为刘钰知道，如果放开贸易管制，那么跑日本的商船，就到了拼航运成本、拼皮薄馅大的阶段了。
而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即便对日贸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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