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他的嘴里转述出来、说给汉考克等北美商人的时候，则是温情脉脉。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贵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无疑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哲学所衍生出的观点。”
“贵国政府关注的点，是征收了多少税、赚了多少钱为目的的。”
“从克伦威尔时代开始，一直到法国的科尔贝尔，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只是以国家为主体来计算的——只需要一個会计，算一算今天以国家为主体，进入我国了多少白银、又流出了多少白银。只要进入的多、流出的少，那么就是对的。”
“我们是向来反对这一点的，我们从不计算进入多少、流出多少。因为，天朝这边，以民为本，是一种一百姓、民众为主体的哲学……”
“比如商品，我们更关注，我们所研究的‘主体’，能否喝到足够的茶叶？能否吃到足够的盐？能否穿上御寒的棉布？”
“这个哲学的‘主体’的区别，就是现在中英两国贸易上分歧的根源……”
他是满嘴胡扯，侃侃而谈，却说的汉考克等人连连点头。
大顺不关注进入了多少白银、流出了多少白银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大顺根本就没有“逆差”的机会。
人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明朝开始，中国这边就完全丧失了出现“逆差”这个概念的环境。
而伴随着贸易的扩大，大顺这边有了顺差、逆差的概念。问题在于，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逆差的贸易体系中，去关注进入了多少白银、流出了多少白银，这压根就是无意义的。
因为现实就是如此。
大顺的关税很低，只对鸦片之类的货物严禁进口；因为宗教问题对宗教物品严加管制。
其余的，压根也真的没有什么关税保护的具体政策：英国的呢绒卖不进大顺，不是因为大顺加了关税，而是因为卖不出去。
贸易大使心里明镜一般，他很确信，要是欧洲的布有一天比大顺的布便宜了，他绝对支持扩军开战，切断贸易。
但正所谓，同样的谎言，由不同的人说出来，听众听来，完全不同。
这番话，要是法国人说的，汉考克等人肯定得在心里臭骂，扯犊子。
但由大顺这边的人说出来，那就换了一种风味，听起来好有道理。
就像是此时欧洲经济学家正在进行的那个争论一般：利息降低，是经济发展的因？还是经济发展的果？
而大顺现在所能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