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的三个最有名的“政治中心”，交易所是做生意的，赚钱这种事谁都可以去；葡萄串酒馆是反英的；王冠咖啡和茶馆是亲英的。
约翰·汉考克走进酒馆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一个熟人正在那宣讲着什么，那是他在哈佛的校友，同学。
不过，其实，不管是宣讲的，还是在那听的，约翰·汉考克其实基本都认识。
毕竟，这就是个万把人口的小镇，而这么小的镇子，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互相之间也不太可能不认识。
小时候没一起弹过弹珠，也一起尿过尿，或者互相抓过头发。
比如，此时正在那宣讲的，是波士顿的医生、汉考克在哈佛时候的校友，约瑟夫·沃伦。
后来的历史上，他的名字被永恒地记录在那副着名的《沃伦战死在邦克山战役》的油画上，成为了美国塑造民族认同和民族集体意识的英雄人物之一。
比如，此时在选讲台旁边，点了一杯朗姆酒，正在那叫好的，是镇上的银匠，保罗·利威尔。
后来的历史上，他最出名的事迹，是他骑着马星夜赶往列克星敦，告诉那里的人英军可能要动手，打响了北美反抗的第一枪。
更旁边一个微笑着点头的年纪大一些的绅士，是镇上的税务官，镇上最好的人，塞缪尔·亚当斯。因为他作为税务官既不收税也不记账。
后来的历史上，他被称作美国革命之父。因为他在“注经”、“释经”上，出力最大，敏锐地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英国收多少税，他是第一个抹去了“税收”而转用“自由”这个经书的高手——问题的关键，不是收多少税。不要谈细节，问就是他今天能收三便士、那么明天就能收300万。一旦谈到细节，那么辩经就失败了。必须要用大而化之的自由，代替明确的财产权；要用抽象的“crisis”，代替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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