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18世纪晚期，广东的钟表匠就已经彷制品满天飞；法国运八音盒一共赚了五年钱。
是以，固然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这般不好，那般不好，但有一样，不至于出现因为海上封锁就直接全面经济崩溃的情况。
英国则不同。
利物浦更是不同中的典型。
对于常读史书的大顺人而，这种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事，对于几年前文字记载的历史，很容易理解什么叫沧海桑田。
镐京之黍离，位列王风，世上没有不灭的王朝，也没有不兴衰的城市。
若如繁华了千年的扬州，被一波漕运改海运，直接干废；兴盛了数百年的北方小扬州聊城，伴随着黄河改道运河被废，从千百商号鳞次栉比，混成了国家级贫困县。
这样的历史太多，又岂止是镐京黍离？
故而对于大顺的很多人而，尤其是经历了运河被废等一系列改革的大顺新学一派的人而。
他们还是懂一个道理的。
一座城市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但也要考虑……
利物浦的市民，显然因为文字历史太短——毕竟，刑不上士大夫的神职人员保护法的“识字考察”，居然要靠“背《诗经五十一篇》”这么离谱——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什么叫“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至少，在此之前，因为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诸多因素，利物浦的市民一直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有别于他处的品质、精神、冒险精神、商业精神，才导致利物浦在短短六十年间从小城市，发展成大贸易港。
当然，这种观点，也很正常。
毕竟，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萌，就认为英国的经济不如荷兰，是因为英国人的劣根性，缺乏荷兰的勤劳、冒险精神等民族性。
这就是三观的区别。
因为在大顺被潜移默化影响了三观的新学派的人看来，只会觉得这种说法真的就是驴毬子吊毛。
利物浦这几年能发展起来的历史进程因素，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首先。
英国从进入18世纪开始，就整天干仗。
法国人、荷兰人，可能未必真的能上岛。
但是在海峡里祸祸一下英国，还是易如反掌的，毕竟荷兰人连伦敦都烧过。
今儿打仗。
明儿打仗。
一打仗，两边就互相发私掠证，面向海峡一侧的港口出航，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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