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时制度”，来达成外功练的是正道的最终目标的。
如何保证“由外而内”练的内功不是邪路这个问题，是大顺学了宋儒永嘉永康学派，在解决了“夷狄之辱”问题后的治国过程中，一直绕不过去的坎儿，也即卡在对理学“破而不立”这个尴尬意识形态构建场面的根源。
为啥当初选永嘉永康的学问？
答，这是战斗的学问，是靖康耻之下催生的的学问，是符合前朝末年现实的，是大顺拿大义的。
拿了之后，到治国的时候，这玩意儿，都知道“霸道太重”。现在东虏已废，这种“霸道太重”的学问，怎么能作为正统呢？
当然，既然当初选了，那么现在，对大顺而言，实际上在“克己”还是“复礼”的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更接近大顺意识形态的，是“复礼”。
克己，然后复礼。由内而外，是一条路。
复礼，由外而内，制度构建，从而内外一致而复礼，最终自然克己，由外而内，又是另一条路。
也即是说，大顺自开国之初为了拿“大义”而选的意识形态，是着重“外”的。
这种思路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之下，在蒸汽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即便是实学派，也急需一个“成体系的外功”。
这个“外”，要和周礼类似，是一整套制度，法规、政策、所有制、甚至连利息多少都要考虑在内的。
故而，非常符合大顺实学派、又和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贴近的、空想的“圣西门精英实业主义、加强力银行向实业倾斜抑制兼并、从抽象人性的仁义道德和永恒正义出发的美好社会构建的圣西门空想社”，也就很契合地成为了大顺实学派这一整套【歪经】的最终“终极未来”。
现状解读、工业化生产力的未来理解、再加上空想社的终极未来，这一套歪经，亦算是有头有尾、人亡政不息、门徒有信仰、政策改革有目标且是可以根据“经书”推出来的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