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位诏书什么的，此时的皇帝自是不可能去想的。
毕竟现在的大顺看起来正值烈火烹油的盛世，别说听起来吓人的退位诏书，甚至于皇帝还在琢磨着折腾折腾搞个兴周八百年的美梦呢。
至于说继续延续变法、发展工商的构想。
对于大顺朝廷而言，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画条线分开内外，一边小农传统、一边沿海工商。
无非就是，脑子清醒一点，知道哪个是基本盘、哪个只是个财政工具；哪边技能载舟亦可覆舟、哪边则可能是尾大不掉、甚至绑架朝廷而已。
至于说什么叫基本盘。
并不是说，这些人熬熬叫着，坚定支持大顺朝廷、能到王朝末期自己去保卫大顺，才叫基本盘。
而是说，赋税、稳定、劳作、兵员、劳役，这些在统治下可以贡献力量的，才叫基本盘。
对于一个几百年间，只要自耕农稳得住，那么朝廷就盛世；只要自耕农活不下去，朝廷就完犊子的历史而言，到底谁是朝廷的基本盘，朝廷心里是有数的。
可能说，关于小农问题，皇帝所担忧的，和刘钰所但有的，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
但在形式上，两边又是有一定共同语言的。
在大顺即将开展货币改革的节骨眼上，如何防止“货币易得区”，通过统一的内部市场、统一的货币，以及耕地的自由交易，从而导致出大事这件事上，两边大致都认为是要进行金融管控的。
关于货币改革、以及后续的圣西门主义的银行实业思路，肯定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
以后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有个所谓的“金融政策的不可能三角”。
即，资本的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
这三者之间，最多只能选俩，而不可能三个都要。
在大顺的这场货币改革之前，大顺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的流动自由。
历史上，一群在扬州卖盐的陕西人，可以带着资本炮回陕西，入川，控制了川南的盐业，并且在川地开当铺放高利贷放的四川本地人暴动要把陕西人赶回秦岭以北……
历史上，一群在沿海贸易、或者盐业贸易中赚到了白银的人，返回祖籍，疯狂买地，都能直接把当地低价拉高五六成……
历史上，一群靠着对外贸易掌控了白银发钞权的人，带着白银直接操控产茶区的铜银兑换，从而以极低的白银计价拿到了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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