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虽然此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已经开始展露峥嵘，彰显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但是，阶级间的斗争，在此时，更多的，表现在旧时代的毁灭，而不是新时代的无法解决的固有危机。
或者说，在此时、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那种固有危机、内生问题，还不是要被首先思考的问题。
反倒是，对旧时代的毁灭，原始积累的罪恶，叫上个时代的那些用“道德”、“永恒的正义”、“永恒的仁义性善”之类的方式看问题的人，产生了深深的迷茫。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而另一方面：小农破产、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贫困的加剧、原本城市的中产比如工匠等一步步被大工厂的商品冲击滑入赤贫。
技术的进步，按说应该是世界更美好、人们会过的更好才是。
但在这个过渡期，尤其是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破体而出、并且要杀死旧时代的阶段……只能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毕竟，旧时代还未死，而绝大多数人还是旧时代的人。
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听起来仁义道德的”反动思潮。
甚至可以这么说，谁“反动”，谁才能在这个时代当显学。
至少在此时的大顺，这几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然，主要是在别的地方，比如欧洲，暂时还没资格出现这个问题。
“反动”的学说成为显学的条件，显然是“进步”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并且开始对旧时代产生威胁、且已经实实在在制造了新问题，才有资格出现这么一个“几乎必然”的阶段——以仁爱、抽象的人道主义、道德、善良、人性等为出发点的反动社。
一方面，是大顺的农业生产力过早的发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达成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亩产而导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产力水平，以及前一个变革期留下的诸多与此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空想。
另一方面，则是千余年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起义，带来的种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的思潮。
也即是说，在大顺的先发地区，一些能、也只能诞生在“新旧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经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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