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遥遥，前几天都很平静。船上无聊之余，东门庆只好和商人们、水手们闲聊。
赵谦和跟他说：出海来往，如果能顺利回家那是最好，如果中途出事，比如船漂到朝鲜，那就自称渔民，打出大明的招牌要求保护，如果是到了日本，遇到日本的官府同样可以打出大明的招牌，若是遇到浪人则要说自己是许氏兄弟或五峰船主的人。他还对东门庆说：“以王公子的学问，遇到倭人中较有身份的，如大名、武士或者僧侣，大可声称自己有功名！大凡能在大明取得功名的人，在日本都甚得尊重。”
这时的东海商贸圈基本是中国商人的天下，西来的葡萄牙人是在中国商人的帮助才得以前往日本，日本商人在东海商贸中的影响远不及中国商人来得大，朝鲜商人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商人的这些辉煌成就，完全是在没有政府支持下取得的。
国民为了生存发展而要求与外国贸易，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其经商可以为国家增加税赋滋养民生，所以政府的正确态度本应加以支持、保护、引导并从中征税——这是春秋时管仲等大政治家就已经懂得的道理，与东门庆同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诸国也基本是这么干。
但大明政府对民间的海外商贸不但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与保护，反而设置了重重障碍，争贡之役之后甚至全面禁海！在失去了正常商业通道的情况下，中国海商只好踏上走私这条既无奈又危险的道路。这时东海海面上除了这群商寇合一的海商之外，还有一批完全以劫掠为生的海贼，海商们要想保住财产性命，便不得不将自己武装起来：一边对付本土海盗，一边对付葡萄牙海盗，一边对付日本沿海倭寇，同时还要面临朝廷的围剿。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这个时代的中国海商兼具三种身份：做生意时，他们就是商人；面对官府围剿时，他们就变成了海盗；而遇到那群真正的海盗时，他们又变成了一支私人海军。
明朝中后期的中国海商就是这样在国外、国内多重压力下痛苦地成长着，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掌控了东海商贸的主导权，并将势力不断向南洋推进。比如在后世被人蔑为倭寇的许栋、王直等人，就是以私人武装力量而横行东海，在其全盛时期，五峰名号到处，日本西南三十六岛均听其指挥，王直以私人力量驱使倭人，如役犬马！这种域外威风，也只有大汉时的班超、大唐时的王玄策等聊聊数人可以相比。
当然，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大明整体国力之雄大，反映出汉人在当时国际上地位之高超，所以许栋、王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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