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有三点，首先就是这套图册本身的重要性，它反映了清代乾隆时期景德制瓷的详细工艺，也是最全的一套工艺图说，比王致诚的那一套还要多一幅。
王致诚的是画卷，宽度只有半米，长度七米，换成单幅差不多一幅图的画面是三十五乘以五十厘米，属于手卷范围大小。
而周至手里这二十幅却是设色标准挂轴大小，一百三十六厘米乘以六十八厘米，每张画的画幅比王致诚卷的每一张大了差不多六倍，能够容纳的场景和细节，自然就更加丰富。
第二点需要确认的就是这幅画到底是丁观鹏，孙佑，周鲲的原作，还是三人原作送到景德以后，由唐英指示当地窑工重绘的复制品。
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果是丁观鹏，孙佑，周鲲的原作，那这些画就能够和唐岱，郎世宁，张宗苍的作品齐名，而且孙佑画作的发现，还能够填补这位乾隆时期宫庭画家没有作品传世的遗憾。
第三点就是文史价值了，根据清宫档案的记录，这二十幅图是在乾隆八年四月，由内府交给督唐英的，随之一起的还有乾隆的一道旨意，要求他“按每张图上所画是何技业，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或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取料取水之处皆写明地名，再将此图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序编明送来，钦此。”
唐英接旨后编写了《陶冶图说》一文，于五月送进宫中。
但是在王致诚卷上绘制的的陶器制作工艺与《陶冶图说》一文中所描述的细节有些出入，因此关于港岛海事博物馆的王致诚卷《陶冶图卷》的真伪问题，就存在一些争议。
至少目前在故宫出版的所有介绍清代画家的书籍上，依旧只说了乾隆的《十骏图》是王致诚署名的唯一作品，虽然《陶冶图卷》上有“臣王致诚恭绘”的字样，各种研究文章上却还没有最后认可。
几位老爷子已经大体鉴定过，当然还需要周至最后修复完成后再次鉴定，但已经基本认为这二十幅画都是真迹。
因此他们非常希望可以在这些画作上发现可以佐证王致诚《陶冶图卷》的细节来。
这就导致了周至不得不先把这二十幅画作修复起来。
好在粮站环境好，几乎就是四季恒温，空间也大，二楼一般还空着，修复条件非常适合，周至直接在这里钉出了大工作台，用于这方面的工作。
按照启老的意思是要抓紧，因此周至只好先从与《陶冶图卷》画意重复的那些修起。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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