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装置。虽然最终成品看起来像个“破烂组合”（王超语），用各种淘汰的光学元件和自制的样品池拼凑而成，信号噪音比感人，但居然真的能测出一些趋势性的结果，给了他们初步筛选的依据。
蒋季同则是团队的“后勤补给部长”和“外交官”，他动用了所有的人脉，从国内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生物公司找到了某种关键化学试剂的替代品；通过校友关系，从另一个城市的研究所“借”到了一批急需的稀有酶制剂；甚至联系上了一家欧洲的小型研究所，对方对杨平的课题很感兴趣，愿意以技术交流的形式提供一些帮助。
这场突如其来的封锁，非但没有击垮这个五人小组，反而激发了他们无穷的潜力和创造力。他们仿佛回到了科学探索的“拓荒时代”，没有现成的工具，就自己制造工具；没有平坦的道路，就自己踩出一条路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于自己所研究技术的理解，也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加深。自己优化酶，让他们更懂酶促反应的瓶颈；自己配置流式 panel，让他们更懂抗体和标记物的特性；自己搭建检测装置，让他们更懂信号检测的原理和干扰因素……
这或许，就是杨平所说的“野路子”的价值——它逼着你回到问题的本源，用最基础的知识和最原始的工具，去解决最前沿的问题。
夏院长也听说了课题组遇到的“困难”，他又一次“路过”办公室，这次他没绕弯子，而是直接表达了担忧：“杨教授啊，听说你们采购上遇到点麻烦？要不要我跟上面汇报，出面协调一下？”
杨平笑了笑，指着正在忙碌的五个年轻人说：“院长，不用担心。您看，他们在进行全方位的‘科研生存训练’呢。这点困难，正好给他们练练手。有时候，太顺利了，反而培养不出真正能打硬仗的科学家。”
夏院长看着办公室里那热火朝天、甚至有些“杂乱无章”的景象，看着那些年轻人眼中不服输的光芒，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他好像有点明白杨平所谓的“不懂科研”是什么意思了——他习惯的是在既有框架和充足资源下按部就班，而杨平，似乎更擅长在约束和困境中，开辟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