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意大利老牌汽车家族的掌门人，日本财阀的第三代，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的妻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庞大的社会资源网络。他们中的很多人彼此认识，同在一个社交圈，当危机降临时，这个圈子迅速联结起来。
他们不通过医药公司，不通过政府渠道，而是直接找到锐行，找到三博研究所。有的动用各种关系，有的动用媒体资源，有的动用法律手段，但核心诉求只有一个：让亲人尽快获得治疗。
黄佳才的办公室里，助理整理出了一份名单：“这周我们接到了十七个特殊请求，来自十二个国家。患者的共同点是：病情危重其它治疗无效，家庭有显著的社会影响力，都表示愿意推动所在国加快审批。”
黄佳才原本以为，推动K疗法全球化的将是商业利益，医药巨头为了市场，政府为了产业，投资者为了回报，但他错了。
真正的推动力，是人类面对死亡时最原始的求生欲，是亲人即将离去时最深刻的痛苦。这种力量不遵循商业逻辑，不理会政治规则，它像熔岩一样炽热，能融化一切障碍。
“通知所有部门，”黄佳才转过身，“我们要启动应急预案，协调增加产能，预留一部分用于紧急治疗；法律团队准备好应对各国不同的紧急使用审批条款。”
“那普惠框架呢？”助理担忧地问，“如果这些有资源的人插队，普通患者会不会被挤到后面？”
黄佳才沉默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医疗资源有限，优先权给谁，本身就是伦理难题。
他最终说，“医疗评估完全基于病情危重程度，不考虑患者身份；如果启动紧急审批，该患者所在国的普惠通道必须同步开放。我们不能让特权成为特例，而要让它成为打破壁垒的锤子。但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惠普方案会更快推广。”
在锐行忙碌应对的同时，世界各大医药巨头的总部里，高管们正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震惊、错愕，以及深深的无力感。
施耐德看着EMA刚刚发布的“紧急使用授权”公告，眉头紧锁。
公告显示，在“特殊人道主义情况下”，EMA将允许K疗法在完成全部三期临床前，有限制地用于危重患者。
而这个“特殊情况”的推动者，是三位欧洲议会议员、两位王室成员，以及一个由欧洲商界领袖组成的非正式联盟。
“我们花了几个月游说，设计数据安全框架，谈判合作条款。”施耐德对会议室里的高管们说，“而他们，只用了一周，就推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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