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学员拉吉夫说：“在印度，医疗资源本来就紧张，多版本储备几乎不可能。也许可以筛选患者，只治疗抗体阴性的。”
“但那些抗体阳性的患者怎么办？”巴西学员卡洛斯反对，“他们同样有生存的权利。”
“也许可以开发清除抗体的预处理方案。”一位美国学员提议，“用血浆置换或免疫吸附，降低抗体滴度后再治疗。”
“那会增加治疗复杂性和风险，而且效果不确定。”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杨平只是听着，不做评判，引导学员思考、辩论、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
最终，格里芬站起来：“教授，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建立区域共享的载体库。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共享一个多版本储备中心，根据患者情况调剂使用，虽然物流复杂，但比分国各自储备要现实。”
“那不同国家的监管审批怎么办？”汉斯问。
“这就是需要各国卫生部门协调的问题了。”卡洛斯说，“但如果我们医生界联合发声，强调这是为了患者利益，也许能推动政策突破。”
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数学员的认同。医疗问题，最终需要医疗工作者主动推动系统变革。
下课后，杨平叫住了格里芬：“你的想法很大胆，但确实有可行性。你回国后，愿意牵头推动北美区域协作吗？”
格里芬愣了一下，然后郑重地点头：“我愿意尝试，即使困难重重，但为了患者，值得努力。”
下午，黄佳才来到训练营，他听了上午的讨论录音，若有所思。
“这些学员的思维层次比我们预想的高。”他对杨平说，“他们不仅想学习技术，还在思考系统优化和区域协作。”
“因为他们来自一线，最清楚实际困难。”杨平说，“也许我们应该调整培训模式，不仅是教他们怎么做，还要激发他们思考如何做得更好，K疗法模式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应该让他参与进来，成为主体，不断变革。”
“我同意。”黄佳才说，“我建议在训练营最后一个月，增加创新实践项目。学员们分组，针对自己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问题，设计优化方案。最佳方案，我们可以提供启动资金支持实施。”
这个提议让杨平眼前一亮，培养执行者很重要，但培养变革者更重要。
“需要多少资金？”
“第一期准备一千万美元。如果效果好，可以持续。”黄佳才说，“这笔钱不从锐行运营资金出，从我和几位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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