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的结论。他在这个领域做了四十年，见过太多包装精美的假数据。我们要给他看的不是结论，是证据。结论可以包装，证据不能。”
杨平把那篇综述的最后一部分又改了三遍。第三部分的标题从“未来展望”改成了“一个可检验的猜想”，又改成了“统一假说：分化与迁移的同源调控”。最后定稿的版本，标题下面只有一行字：
“我们提出，细胞的分化命运与空间位置在分子层面受同一套信号网络调控。这套网络在胚胎发育中协调组织构建，在成体损伤后可被特定的微环境信号重新激活，介导内源性的组织修复。”
杨平把这段话念了几遍，确认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真正相信的，然后保存了文档。他打算将这个理论向世界开放，所以必须尽量谨慎，以免误导参与进来的研究者。
下周三，来访者准时到达。
杨平本来想去机场接，韦伯的助理坚持不要。“韦伯教授自己租了车，导航过去，他不喜欢麻烦别人。”杨平没有继续坚持。他听说过韦伯的作风，这位老先生七十多岁了，出差从不带助理，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经济舱，到了目的地自己租车开去酒店。有人说这是作秀，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韦伯从年轻时就这样，不是作秀，是真的不耐烦被人伺候。
上午十点，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研究所门口。车门打开，先下来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背着双肩包，目光锐利，一看就是那种在顶级实验室里被训练出来的博士后。然后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从车上下来。个子不高，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旧公文包，看起来像任何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普通到不能再普通。
曼因斯坦站在门口，看到这个老人的第一眼，腰不自觉地挺直了一些。不是紧张，是尊重。赫尔曼·韦伯，干细胞领域的活教科书。曼因斯坦读过他几乎所有的论文，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他无数次，但真正面对面的交谈不超过十次。每一次，韦伯都会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他，像一个严厉的老师在看一个聪明的坏学生。
“曼因斯坦！”韦伯走过来，伸出手，用的不是英语，是德语。
“韦伯教授！”曼因斯坦也用德语回答，握住他的手。
两个人的手握了不到一秒就松开了，干脆利落，没有什么多余的情感交流。韦伯的目光越过曼因斯坦的肩膀，看到了站在他身后的杨平。
“这位就是杨平教授？”
“是！”曼因斯坦侧过身，让出位置，“杨教授，这位是赫尔曼·韦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