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日常的一部分。这种心态上的变化有些突兀，和过去的自己比较起来，似乎是一样，但又有许多细微的差别，至少，我现在一直都能确认，过去的自己一定会认为，此时自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然而，现在的我并没有因为“不正确”而生出的排斥感。
这种平静的，如同对待日常一样，对待末日降临的态度，却没有干扰耳语者的一系列计划。我仍旧会为了试图挽救什么，而在夜晚巡视城市，同样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却从未产生“停止这种无用功”的想法。我理智地分析自己的所为，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日常生活中做着日常的事情，例如学生就去上学，每天吃三餐之类，即便不去思考为什么，也会照做，甚至于，哪怕在做的时候，也很少会去深想，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样。因为，思考这些日常，将会牵连千般万像的思想和道理，繁复得让人不知道应该深入到什么地方为止，而又会牵扯到哪一些更深入的，自己所无法想明白的知识。是的，因为“麻烦到让人头晕脑胀”，对普通人来说，哪怕是终其一生去研究，也不会得到一个最终完善的结论，更不在意这个结论，所以不去深思。
只要知道“学生就该去上学”，“每天吃三餐比较好”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然后自然而然地遵循它，行动起来，就足够了。这么做也许不会让生活更好，但不这么做，也无法确定会更好，往往会更差，不是吗？
大概，对待“江”的存在，对待末日的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情况，我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当然会将这样的心理变化告诉阮黎医生，我分析、思考和总结，花去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阮黎医生审视了这份报告后，于又一次晚上的心理诊疗时，用十分沉重的语气告诉我：这并非是我的病情好转的表现，但是，是否会让我的心理状态更糟糕，还得更长时间的观察，但是，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我的心理数据产生了巨量的变化，而在她过往的研究经验中，这种变化的结果往往不会是好的。
“也许你不记得了，阿川。”阮黎医生凝视着我说：“这种程度的心理突变，在过去的你身上也发生过两次。”她伸出两根手指，收起一根，说：“第一次，是你第一次表现出重度精神病态倾向的时候，那是你作为轻度精神病人和重度精神病人的分界线，你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这种转变，就好似脑子里的某根弦终于崩断了似的。”她说出这番话时，让我不由得生出，自己是在病院现实中的即视感，因为，她的描述，就如同我在病院现实中，所了解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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