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下次来，请带仪器过来，否则就别来了。”杨锐再次让人把夏侯欢给架了出去。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卖给另一人？”
“我说不会就不会，要不是怕麻烦，我自己建厂都生产了。”杨锐挥挥手，算作告别。
夏侯欢没爆发，默默的忍受了杨锐的不平等合同。
在80年代的中国做生意，你就得忍受各种奇怪的人和事。
可以说，80年代的生意人，除了赚到钱以外，收获的快乐和幸福并不多。因此，许多商人赚到了钱以后，都想尽办法的转行了，不少富二代选择做官和移民，也往往来自于父辈的熏陶。
夏侯欢见过比杨锐更苛刻的客户和官员，在确定自己处于劣势以后，他总算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再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百万级的市场，只要前期付出一两万的成本，再过三五年，就有可能变成百万富翁。
这种诱惑，夏侯欢是无法拒绝的。
接下来的一周，夏侯欢使出浑身解数，终于从平江金属研究所，给杨锐弄了一台八成新的日本产紫外分光光度计，一共花了六千八百元，外带400元的红包。
接着，他又找了一名相熟的研究员，和厂里的技术员一起，去听杨锐讲解图纸。
杨锐却没有立刻给他们讲解，让三人先在西堡镇住下来，说自己要算一段时间，才能整理出东西来。
其实东西是在脑子里呢，他却不愿意立刻说出来，免得对方觉得亏本。
而在夏侯欢着急上火的日子里，杨锐认认真真的把这台紫外分光光度计安置在了实验室的东南角，然后兴致勃勃的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几个实验，做了起来。
三天后，他的“整理”工作尚未完成，期刊《生物化学系统生态》的样书却寄了回来。
出乎杨锐意料的是，这本来自外国，写着英文字母的信封，却在整个西堡镇引起了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