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
最初的pcr仪，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会变温的水浴锅，取代多个水浴锅。
至于水浴锅，本身就是一个会烧水并维持水温的圆筒罢了。
能得诺贝尔奖的技术，最终变成了成品以后，比一个麻辣烫摊子也复杂不到哪里去，修正版的pcr技术更简单，设定操作也就比烤箱略微复杂一点。
无数的人在见到最终版的pcr的时候都会说：我怎么没想到。
张学通也有相同的感觉，摸着下巴道：“要是真的有快速的自动变温的水浴锅，您这个办法还真行……我觉得靠谱，那我去查一下文献？”
“好，你去查文献，我让人去搜索专利，看有没有哪个公司已经做出来了。”高校是网络和电脑的积极推动者。对高校来说，信息查询的成本是极高的，而且不查还不行。
文献可以通过图书馆来查，如北大图书馆都是有专人来负责干这个事的。专利检索在大型的专利事务所也是有专人负责的，但收费不菲。
事实上，就现在的价格来说，也就是杨锐这种实验室负责人似的研究者，才有钱去查询专利什么的，普通研究者既没有钱，也不想着去干这种事。
想也没有用，尤其是北京以外的高校的研究员们，他们查个文献都极麻烦，写一篇论文是真不容易，有些人一年的经费只有几块，别说是请专门的公司来查专利了，打电话的钱都很拮据。
不过，杨锐是习惯了外包的一代人。到他读研的时候，很多实验都不是在一个实验室里完成了。比如要用几千万倍率的显微镜的时候，实验室买不起机器，学校也没有，那就干脆请有这种机器的单位来拍照。毕竟，没有谁喜欢借机器用，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说话的。
除了没有的仪器，操作困难的实验外包的也很多，有的实验学起来就要大半年时间，或者学起来很费资源，老师懒得去教，还不如直接外包给外面的生物技术公司，成本低不说，还不用承担“剥削”的恶名。
进入10年代以后，许多只能招硕士研究生，而不能招博士生的老师，已经越来越习惯自己做实验了。10年代的硕士生都是纯新人，他们在本科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考研，很少去实验室里工作，而实验室里的工作却越来越难，许多顶着硕导牌子的老师都觉得教人麻烦，不如自己去做，只当研究生是洗瓶子精——上层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一向自由，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让学生成精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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