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是说，做完全部的样本，需要三天时间？每天只能做三百个？”舍伍德局长计算了一下，问：“能找到更多吗？”
“实际上，我们每天只能做不到200个，也用不着做完全部的样本。我们可以排除一些。”
“咦？可以排除，但是，不会因此漏掉人吗？杨锐先生，您要知道，我们想在法官那里通过PCR技术，是需要一些工作的，如果第一次就出错了，再通过就很困难了。”
杨锐笑笑，道：“不会漏掉的，我们是在确定的情况下，才做排除，实际上，我们只是排除了女性。”
“不是女性作案？”
“恩，因为凶手的DNA是男性的。”杨锐给舍伍德简单的说了X和Y染色体的关系，又道：“如果基因组计划完成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更多东西，目前来看，最安全的做法是排除女性，然后从青壮年的居民开始测试。同时采取了女性的样本，是为了避免意外情况。”
如果人体基因组计划完成，或者更进一步，能够了解更多的人体基因的信息的话，得到凶手的DNA，就可以绘制出相当详细的脸谱，例如种族肤色年龄等等，都很容易得到，是鹰钩鼻还是酒糟鼻，是卷发还是直发，都有迹可循。
但是，86年的人体基因组计划还在襁褓当中，几乎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至少没有此时立即能用的东西，杨锐也就是说说而已。
舍伍德不准备询问更多的科学细节，杨锐告诉他的信息，已经让舍伍德颇为满意了，笑道：“这样最好了，我已经和法官谈过了，他们会独立了解这项技术，但我相信没有问题……”
尽管早在50年代，DNA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了，但是，DNA作为证据，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新鲜事，每个国家的司法体系都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杨锐早前就有想法，听舍伍德这么说，不禁道：“我有个提议。”
“恩。”
“你们也许可以用一些较为确定的小案件，作为PCR的应用范例。如果通过一次的话，是否就可以解决司法认定的问题？”杨锐用生僻的英语单词，艰难的与舍伍德交谈。
他并不需要马尔勒案成为PCR仪的第一案，这样的第一对于新闻的支持很有限，他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固的案件。
如果能完美的证明PCR仪的价值，然后再宣传PCR解决了复杂案件，对杨锐来说，或许更有意义。
舍伍德则有些意外，道：“你是想用PCR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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