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进言：“本朝家法，无专用汉人督师者。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若再授以疆圻，复总师干，威权太重，恐非国家福也。”
御史沈葆桢上疏：赣之九江，皖之安庆，苏之金陵，皆为贼占。在籍侍郎曾国藩，直下颚之武昌，士气正炽，宜应迅即东下，克服东南半壁，国家一统，万民之福也。
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奏曰：值此危亡之际，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於大计者乎？
咸丰帝沉思良久，再谕曾国藩：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赏给兵部侍郎衔，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
曾国藩接旨，惶恐万分，伏乞上言：跪聆之下，惶悚难名。臣前因母服未阙，不敢附现任职官之列，是以未署新衔，不知已蹈违旨之罪。幸荷鸿慈指示，又蒙圣恩宽宥，仅加申饬，于提撕之中寓鉴谅之意，五中衔惑，曷胜悚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