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用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口吻说了一句，“新研发的抗生素我认为不适合常规的商业模式，你觉得呢？”
曾女士在国外的时候，懂国内的人情世故，又清楚国际医疗的发展模式，这在三岛的时候，是一个大优势。
但回到国内以后，她的短板也很明显。
就是用国外的思路来推行国内的办事模式。
比如，她认为，药物就是商品，就应该利益最大化。
所以，几个分院，几个集团，张凡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土豪国的医院，张凡的模式就是包干到户，给老高权利给老高政策，甚至老高有些事情上直接可以做主。
而对朱倩倩和曾女士，张凡就有点计划经济的感觉了。
“张院，是新的抗生素吗？”电话那头，曾女士的声音依旧温婉，但语气里透着一股亢奋，她好像听懂了张凡的潜台词，不想走薄利多销、快速被仿制、最终陷入价格战和滥用加速耐药的死循环。
得到答复后，曾女士略作沉吟，似乎在整理思路，“在医药行业，特别是创新药领域，欧美的成熟模式虽然备受争议，但其内核逻辑——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以此驱动持续创新——是目前被验证能勉强维系这一行业向前发展的现实路径。我认为，或许可以借鉴其精髓。”
张凡没有说话，只是“嗯”了一声，表示在认真听。
曾女士继续道：“首先，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新药研发即便有之前的积累，后续的临床前研究、各期临床试验、注册申报、生产线建设，到最终上市，依然需要投入数亿甚至十亿级别的资金和五年以上的时间。
这还不算失败的风险。这些沉没成本，必须通过上市后的收益来覆盖，否则，茶素医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进行下一个的研发。研发断档，是比单个药物商业失败更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卖高价？”张凡问道，语气听不出情绪。如果曾女士只有这点想法，他就打算挂电话了。
“不是简单的卖高价，是建立一套基于价值的定价与回报体系。”曾女士纠正道，“欧美模式的核心之一，是专利保护期内的市场独占定价权。创新药企依靠这通常7-10年的窗口期，定出高价，快速回收研发成本并获取利润，以支撑下一代研发。
对于咱们的新药，我们也要最大化利用专利壁垒。但我们的定价策略，不能只看成本加成，而要聚焦于其创造的独特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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