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中，库兹涅佐夫屡屡因“不服管教”而受惩罚。
实际上这个家伙早年一直与苏联法律对着干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候他就是个单纯的持异见者，考虑到那个中二的年龄，或者是是政治刺头更加合适。
和他所谓的犹太人身份没一毛钱的关系，他就是愤怒，就是不爽。
那时他的户籍登记簿上民族一栏填写的是“俄罗斯人”。
库兹涅佐夫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丈夫死后，她把儿子的姓从丈夫的“格森”（这是个典型的犹太姓）改为她自己的毛气四溢“库兹涅佐夫”，显然这位伟大的母亲很有生存智慧，知道规避或明或暗的麻烦，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自己的孩子安排一条障碍最少的道路。
只是她一片苦心被白费了。
库兹涅佐夫在第一次入狱获释后没多久向监狱长申请把他的民族改为犹太族，这是当局第一次碰到一个50％犹太血统的人要求俄改犹。
再次之前监狱当局一般只碰到截然相反的犹改俄，根据苏联的名族政策通常后者会以一种少见的高效率被批准。
对于这种破天荒的且与上级精神截然相反的要求，结果当时被断然拒绝。
出狱后，他找了工作，然后认识了西尔娃。
库兹涅佐夫与西尔娃·查尔曼森结婚后，更加积极地参与犹太人事业。
这对年轻夫妇，加上他们的一些亲戚都提出移民去以色列的申请。
申请没有被批准。
库兹涅佐夫在狱中日记里这样形容他的经历：（在监狱里）有人会说：“以色列”这个字，并作一个猥裹的手势。
每当人们听到这样一个古老的笑话，就会明显地分成两派，一派赞同但人数极少，另一派人晦朔：“犹太人举家去以色列，你坐的火车会从北站开出！”（西伯利亚的方向。）
当你无时不刻地被这种喧嚣困扰，你又能怎么办
？你可以年复一年的等待，多少人都在这么做；你打好行装等待着……然后通知来了，（告诉你）移居国外的理由不足。
生活在半死半活之中，期待着某种结局，这就是不少“不准离境者”的绝望境地。
于是希莱尔·普特曼成了库兹涅佐夫夫妇的救星，他第一个向库兹涅佐夫夫妻建议“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离开，而不需要依靠申请，我们自己想办法”。
那天他们一起在隆布拉森林中散步，1941年**在当地反犹分子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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