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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等弊案，王祐自不能容之，察觉之后，即将定安令羁押起来，然后搜集证据，基本没费什么力气，事实清晰，人证物证全有，送交按察法办。
作为知州的朝官，王祐是有资格直接向刘皇帝上奏的，于是就此事的情况，向东京递了一份奏表，谈及他对此事的看法。
然后，得悉此事的刘皇帝大怒，可以想见，定安县之事，绝非个例，全国县邑上千，什么幺蛾子都可能出。
于是诏令中央及地方诸司，就此类情况进行一次清查，结果显而易见，像定安令这样的“聪明人”，还是不少的，并且由此爆出了好几例贪腐案件，牵涉其中州级官吏就有十几余名。
震怒的刘皇帝，又直接干预司法了，全部处死，因为这样性质的案件，不只是贪腐问题，还涉及道欺瞒朝廷，无视中枢权威。
让刘皇帝忿忿不平的是，征发徭役，基础建设，乃为利国惠民，朝廷甚至由此在制度上与地方以支持，每曾想到，反而成了一部分贪官奸吏中饱私囊的便利。
也再度让刘皇帝觉得，要治理好国家，要当个好皇帝，实在太不容易了，越发感觉，治国的过程，就是自己与全国官吏斗智斗力的过程。
这个事件的后续，则是在各地工程的启动上设置了一定的限制，需要提前上报，并由上级官府进行检查监督。该修的还得修，该建的还得建，不能因噎废食，只是刘皇帝心中有谱，不要期望永远不出问题，这世上总不缺“聪明人”，也不少让人钻的空子......
而在此冬，王祐是以邠州官府的名义，下达征发命令，在新平、定安、襄乐、宜禄几县，开挖沟渠，兴建池塘水库，显然是为了干旱做预防。
在西北地区，水是尤其重要的资源，在乡野，每年也不乏为灌溉的水源而争抢、斗殴、伤人的事件。因此，既有官府的命令，又有开渠的诱惑，再加王祐积攒的名望，邠州百姓的大多踊跃响应，严寒并不能阻止他们的热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冒着风寒，顺着那坎坷不平的道路，沿旧邠宁道，踽踽北上。
因为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关东，并渐移东南，朝廷在交通的改善上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水道上，陆道的情况，一直都不算好。直道、驰道的铺设，也就中原地区比较完善，再加主要的驿道、官道得到了足够的修建，至于其他旱道，现状不能用恶劣来形容，但也谈不上发达，就北方而言，越往西北，这种情况越明显。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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