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母亲唯唯诺诺的人，竟然以一种不容分辩的口气回绝了她：“制邑是郑国的要塞，先君有命：‘制邑由公室直接管辖，不得分封他人。’寤生不敢违命，其他城邑寤生唯命是从。”
武姜只好退而求其次，为太叔段请求了京城（或许请求制邑只是武姜耍的一个花招，京才是真正的目标）。郑庄公无论如何不敢连续两次拒绝母亲，母亲既然已经作出了“让步”，他也必须让步，结果就把京封给叔段了。
“京”是郑国重镇，位于新郑与制邑之间，控制京就能够切断新郑和制邑的联系，如此一来制邑反倒成了新郑的“飞地”。所以郑庄公回头仔细一想，把京封给叔段的危害性恐怕更大。
京之所以称为“城”是因为它有先君的宗庙（没有宗庙的则称为“邑”）。被封到京城的公子段马上又多了个美称——京城太叔，在《诗经》中至今还收录着两首吹捧他的作品，一首叫《叔于田》，另一首叫《大叔于田》。诗中内容不是赞美太叔有多么热爱田间劳动，而是描绘了他在田猎活动中的飒爽英姿。
在武姜的怂恿下，被宠坏了的太叔不断干出僭越君权的事来。
太叔首先扩大了京城的建制，使京的城市面积超过了新郑。京城俨然已经成为郑国的曲沃，但郑庄公对此似乎不以为然。
祭足对郑庄公说：“城邑的城墙长度超过百丈就是国家之害。先王有所规制：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五分之一，小都九分之一。如今京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新郑，国家将不堪忍受，您必须早做打算！”
郑庄公慢条斯理地说：“这些都是姜氏所为，寡人能拿她怎么办？”
祭足道：“姜氏贪得无厌，无日不想立叔段为君，不篡取君位誓不罢休。君伯不如早做打算，不要使灾祸滋生蔓延。蔓草尚且不可尽除，何况是宠弟带来的祸患呢？”
郑庄公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神情，这位十几岁的少年君主接着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警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您就等着瞧吧！”
如果没有武姜的溺爱和教唆，太叔段或许会成为一代良臣，虽然不会象后来那样出名，但下场也不会象后来那么悲惨，给后人留下那么多话柄。
太叔段的野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俱增，母亲的庇护、庄公的纵容（或者无奈）和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得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会为罪行付出代价。
太叔段随后又把手伸向京城西、北两鄙（郊外）。那里的土地本来属于公室，他却侵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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