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让他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有了一些话语权，哪怕这种话语权是微乎其微的，但也有可能对抗战的进程造成一定影响。
就比如说，他之前跟校长建议的上海和南京在战争爆发后的战役构想和战术思路，校长已经召集了陈上将和张长官等几个心腹进行了秘密的讨论和推演，结果是什么不得而知，但起码说明自己当初的建议已经在校长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但现在就带来一个问题，南京方面如果真的做出某种改变，小日本难道就不会改变吗？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打得日不落国和米国哭爹叫娘一溃千里的小日本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不仅仅是官兵素质强，而且战术指挥也及其高明。在战场局势发生改变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调整部署。
战术上的调整周文不怕，他怕的是小日本做战略上的调整。
一旦小日本做出战略上的改变，就会导致原有的历史轨迹发生改变。比如日军的攻击重点不再是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而是突然转到山西和陕西方向，越过秦岭高原向四川攻击，先不说这种攻击战略能不能成功，但是山西和陕西的沦陷却是有很大可能的。
那样的话，佣兵团就将陷入日军重兵的包围之中，虽说不至于就会被日军消灭，但战斗空间将会被大大压缩，生存环境也会变得非常严酷。
周文和兄弟们自然不会退怯，大不了就跟小鬼子打游击战好了，即使战死沙场也是无怨无悔。但是家人们可没必要跟着部队受累。
周文之前就有打算，自己的父亲和即将成婚的妻子，还有兄弟们的亲属，最好是乘着战争前就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区和国家去。
那在二战中最安全的国家就莫过于米国了。
以前他是寄希望于老亨利一家，但还是觉得不怎么保险。毕竟老亨利和小亨利都是属于米国社会的中下阶层，即使不缺钱，但其它方面的能力有限。
现在如果能够得到司徒先生的帮助，以司徒先生和安良堂在米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自己和兄弟们的家人去了米国就多了一个保障。周文倒是不需要家人们在米国如何奋斗发展，只求他们能够平安生活就行。
这天已经是1934年1月15日，在参加了国府为司徒先生举行的送别晚宴后，周文、赵晓金、张晓平和体净以及军稽处的一干警卫护卫着司徒先生回到了位于中央军校深处的临时驻地。
为了安全起见，司徒先生归国期间都没有住什么宾馆饭店。在上海时是下榻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杨司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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