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上吏“绑架”官。
具体地说，一个县的“朝廷命官”只有五位：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如流；教谕，未如流。
但是很显然一个县只靠五个人治理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官下面还有吏，也就是衙门里的其他人员。按照设计这个制度时最初的构想，吏也属于民，不在朝廷的官员编制之中，不发薪水，给衙门干活就相当于是服徭役了。
但是由于吏直接与百姓接触，朝廷的各种政令法度，都得经他们的手来实施，而且都是由本地人担任，往往还父子相传；而知县则是几年一换，往往对全县的情况还没摸透，就已经调走了。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吏掌握了一个县的真正权力，而知县则只是被供起来的“大老爷”而已。到最后除了知县以外，县丞、主簿等低级官员也逐渐“吏”化，他们往往与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鱼肉百姓，干着各种欺上瞒下、伤天害理、臭不可闻的事，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朱由检真正要改革的，正是县衙这个最基层的官府。但是，他却不得不自上而下改起，先任命河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些省级官员。按照规矩，省一级的地方官员是由内阁推荐的，这次也不例外，内阁向皇帝推举了三个人，分别是范景文、玄默和王家祯。
朱由检仔细研究了这三个人的履历。他们原来的官职分别是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和户部右侍郎，均为正三品文官。内阁推荐王家祯任河南巡抚，范景文任河南布政使，玄默任河南按察使，理由是三人品级相同，而王家祯入仕最早，范景文次之，玄默又次之，说白了就是论资排辈。
再深入研究，朱由检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三人都不是东林系官员。稍微一想他就明白了：东林党认为京官比地方官员更容易左右朝政，言官比实官更有话语权。而且河南又刚经历过兵灾，此时上任肯定得面临一个烂摊子，不但短期内出不了政绩，搞不好还会捅娄子，严重影响仕途，所以只推荐非东林系的官员，借此排除异己，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不过这反倒让朱由检来了兴趣，想看看这三个人是为什么不招东林党待见的。这一看不要紧，朱由检喜出望外：他们正是自己想用的人！
先说王家祯，他曾经出任过甘肃巡抚，地方从政经验丰富。其时毗邻甘肃的青海蒙古部落松山部酋长银定、歹成屡屡犯边，当地边军畏敌如虎，王家祯一介书生，却能提刀上马身先士卒，并设计三胜银、歹，斩首五百余级，极有胆略。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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